作者：侯永之
1959年前后是我国特殊的“大跃进”时期，全国人民都深受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和强迫命令风的危害，特别是永城人民遭受的残害更为严重。今天重新提起是为了总结沉痛的教训，使青少年知道现在的和平、安定、幸福的生活来之不易，从而全力投入建设美好的新永城。 永城左倾运动骇人听闻
我国从1956年初开始,经济建设出现了脱离实际的冒进倾向，党内一些领导同志对此提出了批评意见开始反冒进。以毛泽东主席为首在1957年10月举行的八届三中全会上对反冒进提出了严厉批评，于是全国迅速掀起了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三面红旗运动。次年2月23日，中共永城县委召开千余人参加的全面大跃进促进大会，提出了：“一跃几千里，今年变江南。百日水利化，实现四五八”（四五八是当时中央对不同地区提出的粮食产量的指标）。从此“五风”越刮越大，把永城人民投入到沉重的灾难之中。
全县大办工业，提出“苦学苦练，学习苏联，超过英美，法日盖完”的极左口号，强收群众的铁锅、大刀、秤砣、门锁、甚至门鼻等等都砸下来去大炼钢铁。开办发电厂、造纸厂、水泥厂、玻璃厂、酿酒厂等一齐上马，有的因缺乏原料，有的因质量低劣，有的因没有销路多数倒闭，造成很大浪费；大办教育则在全县各区乡建立红专大学228处、农业大学93处、综合大学25处、中专68处，全部有名无实。中小学经常停课参加劳动，搞什么“校办工厂”，“一日万首诗”等活动，打破了正常的教学秩序。
特别严重的是农村，极左形式千奇百怪。
1、军事化编制，大兵团作战。在农村各人民公社建立营（大队）、连（生产队），按性别、年龄成立罗成、老黄忠、穆桂英、花木兰等突击队以致“夫妻不同床，母女两分散，父子不相见”。1957年开挖莲花塘，全县的花木兰队向侯岭列队出发，高呼口号：“不实现何网化，一辈子不出嫁！”“不打吨字粮，不当孩子娘！”
2、大搞水利化十河通航。除周（口）商（丘）永（城）运河是上级部门规划外，其余都是县委第一书记韩文明想当然在永城地图上画红线造就的。诸如郭（陈官庄郭楼）太（丘）、永酂、永葛（店）、永马（桥）等河流。当时挖河打塘没有任何机械，全凭锨挖人抬。提的口号是：“大雨大干，小雨特干，晴天拼命干，一天等于二十年！”后来这些都成了废河。
3、旱田改水田大种水稻。永城世世代代种植小麦、大豆、高粱等旱田作物。可是当时的县委强令改水田，强制种水稻。1957年就提出要种10万亩水稻，从南方请来上百名水稻技术员，开挖800亩的侯岭莲花塘就是为改种水稻所为。对此，抗日战争时期的革命干部时任天齐乡书记的朱修道提出异议则被打成极右派份子，开除公职下放劳教，沉冤20年。稻改的结果劳民伤财，仅是一场闹剧而已。
4、深翻土地无限播种。全县人力深翻农田，一般深翻2.5至3尺（近一米），卫星田要深翻5尺以上。播种时提出的口号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结果是一般每亩下种籽百斤以上，酂城红旗人民公社肖庄营青年丰产田，每亩竟下种小麦500斤。结果由于深翻地小麦倒伏，下种太多麦杆细如丝根本不结穗，小麦连麦秸一起也收不够下的种子。
5、高指标吹牛浮夸。县委不切实际向各区乡人民公社下达高指标限期完成。例如粮食产量不是自下向上报，而是自上而下摊派，逼迫一层一层编造数字说瞎话。据说某公社集中各大队书记报产量，有的产量报不到数过不了关。正在这时外面下起了大雨，产量少的全被公社书记推到院子里淋雨“清醒”，愿报到数者进屋来。就这样全县浮夸风盛行，到处放卫星、送喜报。出现了亩产17000斤小麦的酂城、亩产31576斤稻谷的双桥、亩产4029斤高粱的马桥、亩产5730斤棉花的顺和、亩产24170斤红芋的侯岭。
6、开办农村公共食堂。为了快速进入“共产主义”，全县农村以生产队为单位开办公共食堂。1958年5月，全县总人口的98.6%吃大伙，家家户户不准冒烟做饭。开始在大伙尚能吃饱，到1959年则越来越差，有的每人每天仅有二两粮的标准，只好喝菜汤。甚至有的缺粮缺柴做不了饭。所发饭票“夫妻相争、父子不顾；人人浮肿病，个个脸色如土”。
7、反“瞒产”批“右倾”。县委第一书记韩文明一手遮天对上报高产，对下压数字。1958年秋，永城粮食产量大减，城乡人民的口粮缺口很大。时任县长的朱嘉美向上级要粮4000万斤，缓解了永城人民的饥荒。对此韩文明怀恨在心，1959年2月在王集搞反瞒产展览。成垛的粮仓，上面是粮食下面是糠和柴草等，参观的人只准看不准摸。就是在这次会议上，对为永城人民要粮的朱嘉美、丁慎礼等县领导作为右倾机会主义份子批斗。不仅如此，还连累到在京工作的永城人霍大儒因向中央反映永城问题而受到批判。
8、永城反右创全国之最。永城1957年12月开始动员整风，至次年4月在整风反右中划定右派份子1035人，接着又深挖至1959夏再划右派份子941人，合计1976人，占全县干部的27%。超过全国右派份子为干部5.6%的近5倍，超过河南省右派份子为干部15%的近2倍，永城一个县比吉林全省划的右派还多。这是因为永城当权者严重夸大了敌我矛盾，把鸣放中说错话，甚至提合理化建议的都认定是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韩文明向下要电话陈集女话务员没及时转接也被追查成右派。因当时划右派过多，整风办公室主任蒋安臣在审查中把他认为不符合标准者划掉36人，结果把这个16岁参加革命的县监委副书记也划定为同情右派的右派份子。中央规定不在中等学校学生中整风反右，永城却把永城师范445名学生中的115名年轻学生，打成了右派分子。划为右派后即成为敌我矛盾，除批判斗争无情打击外，不少人被开除公职、开除学籍，一部分则下放劳动监督改造成为地富反坏右敌对份子之一。他们沉冤20年，1978年全部得到了平反。 “五风”造成的严重恶果
1959年下半年至1960年是“五风”摧残最严重的阶段。当时的永城农村“光腚村、光腚路、光腚人、光腚户，活着的人像鬼，有的死人没人抬入不了土。”1957年粮食产量3亿3千万斤，1960年下降到2亿1千万斤，减少30%；牲口同期从82000头下降到37400头，减少60%；同期人口从751594人下降到687086人，减少64526人，大部份为非正常死亡。马桥公社的何庄原有65户287人，到1960年春死亡125人（其中死绝户12家，仅剩1个孤儿的11户）。全县暗地外逃者10余万人。在河南省只有信阳地区的光山县和我们永城县的灾祸严重程度类似。
灾难造成的主要原因
1959年前后“五风”对永城人民的残害，凡是经过那个时代过来的人无不触目惊心、不堪回首。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除中央当时的左倾错误外，在永城又有特殊的原因。
一、县委第一书记韩文明独断专行排斥异已。韩文明河北省人， 1957年4月来永城任县委第一书记。他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借运动整人，把原县委书记康允周（韩来永前主持县委工作）、县委书记处书记、县长朱嘉美、副书记丁慎礼和陈家恩等（当时他们被认为是恤民派）全部作为右倾机会主义份子批斗，甚至纵容别人毒打。
二、欺上瞒下，好大喜功，违法乱纪。韩文明搞浮夸向上虚报成绩，向下压指标目的是邀功行赏，不惜以牺牲永城人民的利益和生命为代价。他专横跋扈，稍不如他意者则扣以“右派”、“右倾”，纵容下层动手打人。由此则形成全县上下的违法乱纪。基层干部对群众的刑罚有多种：毒打、罚跪、强制喝尿、灌麦糠水、按水里淹、学羊爬羔及至抠阴道等20余种。据事后统计全县受害者8370人，直接打死者92人，毒打病死者493人，挨打后自杀者49人。违法乱纪干部达2429人。后来纠左中受各种刑事、行政处分者1901人。韩文明于1960年被逮捕法办，后提前释放又安排河南省省直工作。
三、违背事实求是的原则，不讲科学蛮干。有史以来永城皆种旱田，县委某领导人却独出心裁强迫农民改种水稻，没有水源就大兵团作战大挖池塘，一平二调任意调人调物。挖河挖塘不用水利技术人员规划，自己随意乱划，结果违背了北方水系规律，只能徒有轰轰烈烈的形势而劳民伤财。
1960年春，中共中央开始纠左，严重摧残永城人民的五风，同年秋也逐渐刹住。如果光是上行下效完全执行中央政策，永城也不会出现那么严重局面。只是由于以韩文明为首的极少数人变本加厉火上加油才把永城人民推向了历史的深渊。
虽然这场灾难已经过去半个世纪，但是我们要从中吸取沉痛的教训，任何时候都要坚持党事实求是的优良传统。让我们永远牢记GCD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努力建设富裕、文明、平安、生态、幸福的新永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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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12-30 19:3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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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年的时候，我爸爸是马桥公社的干事.那些事情我爸爸告诉了我不少,经常下乡去检查，有的是一个村都饿死啊.粮食在上面，底下是柴禾和梭子圈起来的,应付上级检查.哪个万恶的时代,可以说是不堪回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