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河南丙肝群体性感染调查

大道三千

核心提示：到目前为止，已确诊两省交界处的168人丙肝群体性感染。受感染者大多是幼小的孩子，按照迄今已知的母婴、血液、性交三种传播途径推测，这些孩子不仅是通过血液传播，而且无一例外地在河南的苗浅村卫生所打过针。尽管目前越来越多的家长带着感染的孩子到合肥、上海、商丘去医治，然而关于这次群体感染的相关细节，尚在等待卫生部门的调查结果。造成灾难的原因表面上看，是简单的针头，而豫皖交界的打工之乡，乡村卫生和生态环境正处在恶化中，生活在其中的人尚不自知。 http://www.lifeweek.com.cn/2011/1208/36018.shtml

河南马桥镇村民抱着孩子在镇医院的院子里给孩子输液

爆发
这场疫病被发现的路径，居然是一个家庭八卦。从10月份开始，安徽涡阳和河南永城交界一带的村庄妇女之间，不断传说着苗浅村老医生不换针头的事。“据说是这家医生的孙子媳妇，生完孩子和婆婆闹翻了，孙子又找了女友，孙媳妇就到处说这个医院有问题。”所有人都知道，吴文义的诊所是个家庭作坊，全家人除了在永城县医院工作的女儿，都住在自家医院里。这个二层楼的一层是诊所，楼上住着儿子一家、孙子一家和吴文义的老母亲。诊室是三间互相连通的房间，吴文义平时坐在外间，家长们带着孩子，在医生这里看过病，孙媳妇拿着医生开的单子交给里间的儿媳妇，由儿媳妇充当打针护士的角色。取药是在另一个房间，孙子负责，家长拿到手的只有一个白纸包的药粉，或者抗生素类的小药瓶，没有任何字迹。
这个村卫生室由乡村医生和村子联办，经永城县卫生部门批准后设立。河南省政府虽然鼓励各地制定优惠政策，吸引城市退休医生、执业医师和医学院校毕业生到村卫生室工作。但基本上在苗浅当地，任何外来者都不如吴文义的名声。和其他村卫生室一样，这里实施基本药物制度，每年也能获得财政补助。河南省政府规定，按每1000个农业户籍人口每年补助村卫生室5000元，由省财政承担。吴文义的诊所看上去没有任何程序问题。
家庭八卦在11月初被医生的儿子亲口辟谣过，他当时开着自家的面包车，一个个村去说被赶出门的孙媳妇造谣，肯定被别的医院的医生买通了，而自己的父亲拒绝了附近几个大医院邀请，坚持以10元钱一人的“永久”价格治疗，遭到嫉妒。这个说法让附近的无论河南还是安徽的村民都比较信服。不管吴文义能得到多少财政补贴，他的厉害还在于不仅一针就能让孩子的病痊愈，而且作为赤脚医生转过来的乡村医生，从70年代以来，以收费极其低廉博得了名誉。在豫皖交界的地带，即使享受农村现在的医疗条件，农民感冒发烧不挂吊瓶的话，一次也得花20元左右。如果是两三岁的孩子，则需要更长时间的耐心治疗，又容易反复，为了不耽误时间，“吴一针”就是口口相传甚至几十年里村民们的法宝。“八九年前是9元钱，现在涨到10元钱。”至于吴文义的行医资格或者什么证明，从来不是村民的问题，他们现在还在嘲笑河南卫生部门的解释，“正领导说有，副领导说没有，老头说丢了”。
附近的村民一开始陆续放了心，他们甚至彼此辟谣，指责那些有些恐慌的村民。“你当是艾滋病呢！还针头。”本来是开玩笑的话，现在谁也不再敢用这个比喻，他们现在的比喻是“非典”，“治治还是能活的，虽然传染得很厉害”。其实也不正确。当时还没有人想着去检查一下，“因为吴大夫信誓旦旦，谁说出了问题，‘到我这儿来，包给治，不要钱’。也确实没有人身体不舒服或者有其他反应”。
王玉今年31岁，她娘家在涡阳张大村，却嫁到了离河南近的郭庄，所以关于河南那边流传的八卦，作为安徽人她听得最早。她9月份刚刚生了一场头疼病，去县医院打针要一个星期，“说是中耳炎”，她就去吴文义那里打了一针，果然好了。“可是眼瞅着一个来月，医院开始刷墙了”，吴文义的生意还是受了一些言论影响。“过去院子里的树上都订满钉子，就为了给人挂水。人就坐在地上，抱着孩子排队的人永远站在院子里。”她这才发现，老医生不仅擦亮了“新农合”的金光闪闪的牌子，“还增加了几个墙上挂的证书”。医院里长年乱七八糟的景象整洁了不少，墙壁刷成黄蓝相间了。
最早被打开的缺口，是长期医患关系建立起来的信任。王玉告诉本刊，她直觉医生一家人其实都很紧张。“我认识他儿子，以前我们都以为他儿子是马桥镇医院的副院长，他那阵子总是到处说，他爸医术厉害，人又好，自己在医院有地位。我上马桥一打听，人家说不是，没有姓吴的医生。”王玉立刻带着全家大小去涡阳县医院抽血做了各项化验，“6个人花了800多元”。她在11月14日得到了自己确诊丙肝的消息，算是安徽这边比较早的确诊病例，也是仅有的几个成年人之一。“我的孩子，家里其他大小都没事。就我一个得了。”王玉立刻告诉了从小玩到大的好朋友黄英，黄英的儿子也是9月份因为咳嗽，去推过针。黄英说：“当时安徽这边的村子还是不知道，不相信，我一听我最好的朋友得了病，我就信了。”黄英的一儿一女，两岁的儿子被确诊为感染了丙肝。更麻烦的是，难以确定孩子究竟什么时候打针，具体感染时间不明确，导致各项治疗都必须针对检测结果来慢慢医治，短短十来天每家都是几千元的检测和住院费用，黄英一家还不知道孩子将来要花多少钱医治，“现在连饭也不敢吃，一天就是一顿”。
针头
非常细小的一根软管连接着一个小号的针，软管另一端可以插进一般的大注射器口。型号是8～9号，比一般成人用的7号针头细小。一般用于给孩子扎头皮血管。黄英的女儿5岁，也是从小在那里打针，但是近一年很少生病了，母亲的精力更多在弟弟身上。“我们从来没注意过针头，我抱着孩子，他还在那挣，我哪里管得了医生的针，我看见医生拿酒精棉擦孩子的皮肤，但是没见过他擦针，换针也没见过。”这种注射器刚扎进血管多少会有一点回血进入管子，黄英说，“是不是别人感染了，血回去了，再推进来？”道理上虽然说得通，但是安徽已发现50多例，河南100多例感染者，感染过程还是未解。
这种针头的成本批发价不到1元。收费10元钱连针带药水还有吃的药，都是一包到底，家长们只以为医生高明。“医生从来不和我们多说一句话，但是我就是相信他，我小时候也去他那推过针，也好了。”家长们没人能说清吴文义每次打针用的什么药，“看起来都是配的药水，如果都知道是什么药，别人就会学去了，肯定有什么方子在”。吴文义从来不看大病，他的医疗对象很极端，如果是婴幼儿来看病，晚上多晚都给开门诊治，但是妇女接生或者其他任何稍微重症一些的病，他都不接诊。“有个老头在他门口守了一晚上，胃癌疼得不行了，他就是不让进门。”
对于村民，只有“推的和吊的”两种概念。从张大村到顶楼村再到靳庄村和老天村，一路是安徽涡阳这边的村庄。每个村从五六人感染者逐渐上升，每个村增加一两人。本刊记者到张大村时，村书记炳焕民正站在村委办公室门口看村民接受医疗车抽血化验。“我今年42岁，这村上人都去苗浅看过，但是我家里没有人得。”村里的中年男子围做一群，“我们都很少上医院，有病就扛着，要不吃点药，多少年没有打过针了。”并不是身体好，而是那种“得了大病就不治了反正也治不好，小病不治反正死不了”的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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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文义的诊所现已人去楼空，昔日热闹景象不再

吴文义的诊所大门紧闭

张大村委办公室隔壁就是村卫生所，可是按照1000人一个医生配备的乡村医生钱乐福却很清闲。“基本上打过疫苗，给发烧感冒吊个水，都是村里老人居多。他们对孩子很重视，带去苗浅看，我这里要打吊针，见效慢，收费也比苗浅略高一些。”安徽这边，村里的医生都在40岁上下，两三千人的行政村，就有两三个有正规行医资格的医生，护士只有一个。医院的条件虽然比河南“神医”的略好，却“瞧不好病”。“以前不用这种小针头，往血管里直接打，一般很快，一推就好了。但是小孩那个扎不好，现在小孩病得越来越多，也不是大毛病，就是咳嗽、嘴里长泡这些小毛病。”钱乐福比较保守，“小孩子的病就是慢慢好的，一个发烧三四天，只要不是特别严重，打点滴对孩子更温和。但是家长，尤其现在带孩子的都是老年人，受不了孩子病好几天，心疼他，自己也累，都求快。”
家庭结构
村民张银平是安徽外出务工人员的典型代表，长年工作在“长三角”一带的工业园区，月薪从前几年的七八百元涨到这几年的2000元甚至更高，虽然生活在经济发达省份，但真正进城的时间很少，都是在郊区的电焊厂、开发区的玩具厂这些“坐车进城要2元钱以上的地区”。好在工作相对稳定，有些人父子相传，已经在同类型的工种上延续到了第二代。他告诉本刊记者：“孩子得了这病，我老板在网上看见我名字，就让我找找那个医生给孩子看病的证据，比如处方啊，开药的单子啊，我这才发现什么也没有。”
张银平的儿子2岁3个月，还是个极度淘气、从病床翻到母亲怀里再翻出来，不断打着滚的皮实孩子，也被确诊感染了丙肝。这里的乡村孩子普遍有几种常见病，一是拉肚子，二是咳嗽，三是嘴里长泡。农村人不懂具体的病症和原因，总是说“血太稠，上火”。吴文义原来专治小儿拉肚子，后来就也连带一些儿科病症了。
“有一个黄金时间，如果是在感染初期的5个月里，把孩子的转氨酶降下来，那么之后有50%的治愈率。”对于这么小的孩子，抗体可以和他一起生长，将来有希望只是携带病毒。对于违反计划生育政策出生的第三胎，这个唯一的男孩是张家的宝贝，从他出生开始，母亲才彻底放弃了打工，回村来照顾姐弟三人，之前的两个女儿都一直是公婆带，父亲则一如既往在宁波做电焊工。
其实当地在经济上还算不错，至少比起真正缺乏土地收入的深山农民，河南与安徽交界人群是打工经济的最主要支柱。一个人在外打工一年，除了在打工地点的花销，男人能攒下2万元，女人则是1.6万元左右。谢淑珍在张家港的一家玩具厂打过工，后来又去了江苏常熟的服装厂。“我们是计件工资，去几个月可以，回来也行，比较自由。”她穿着红色长棉衣和黑靴子，扎个马尾，齐刘海，只有23岁。她上过县里一中，从小一直是前五名，“虽然学费都不贵，但是一个月在县里吃饭就要几百元，家里要给母亲治病，我就让弟弟接着上，我回家”。谢淑珍一直是镇里人说亲的热门对象，也经人介绍和邻村人结了婚，孩子长得虎头虎脑，才1岁3个月，也确诊了丙肝。
患儿的父母大都是20岁至30岁出头的打工者第二代，他们的父母已经结束打工生涯，50多岁就安心回老家养儿女的孩子。打工供孩子读书的梦想，在他们的身上大部分实现到初中毕业，这些第三代孩子们，就是丙肝感染的主要人群。谢淑珍只有这一个儿子，她说“我本来想明年就带着他去常熟的”。工厂里虽然有女工、男工宿舍，也有夫妻宿舍，但是还没有人真的带孩子来。“如果带他过去，我肯定就不能上班了，所以我们在攒钱，看能不能在那里干点别的，租个房子出来住。我不读书就算了，我的孩子一定要读，我自己初中之前的课本现在还在家里，都可以教他。”
被污染的生活
受感染者都是极小的孩子，也有一些刚上小学八九岁的小学生，一个长得非常漂亮憨厚的小男孩，因为感染丙肝，在病房里看着母亲从打工地买回来的视频播放器里的故事片。“老师马上就去医院检测了说没事，但是同学们也去检测了，现在他没法上学了，没人和他说话。”本刊记者走乡串村，对于肮脏已经失去了敏感性，可还是会被河南和安徽交界处的卫生情况震惊。无论是县城还是乡镇，在学校、广场、市场附近，都会出现几十上百辆流动摊贩的食物车。各种来源不明的肉、淀粉和油混合烹调，加入浓烈的不自然气味的添加剂，乡镇并未因为远离城市，就拥有原生态和健康的生活。而人们一无所知，只是吃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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傍晚从学校涌出来的是附近村里来上学的少年们，拿着和天空一样蓝的奶茶，和塑料袋里不知是炸还是烤过的什么肉，空气中的味道由刺鼻的各类香精、塑料品加热和混合了食物的油污味组成。一些质朴的食物比如煮玉米或土炉子里的烧饼不见踪影。每当下午时分这些人和食物车，就把乡镇的主要街道塞得满满的，再加上踩着地往前挪的各式摩托或电动车，这是个不需要汽车、道路、秩序的地方。
到达的前一两天有不错的太阳，很多人就把家里的被子和衣服拿出来晒，那些看不出颜色的东西，从来没有认真清洗，然而街上人们的穿着依旧鲜艳和廉价的时髦。我们到达张大村，一边是村里正在给所有的村民进行抽血检测，另一边就是叫卖旧衣服的小贩，一辆拖拉机的后面有一个巨大的编织袋，里面装满了各式旧衣服，5块钱一件，基本没有款式可言，现在正是卖二手毛线衣的好时节，一车只要过三四个村子一顿午饭时间就能卖得差不多。

河南苗浅村民怀疑这里自来水的异味是得丙肝的诱因之一

卖衣服的人使劲拉扯一件毛线衣，用“扯不坏”作为广告词。至于是否消过毒，或真正清洗过，买卖双方都不过问。艳丽的旧衣服就在路边堆成了小山。年轻人过去挑挑拣拣，老年人给孙子在身上比试，几乎人人都能买到一件。一个十几岁的男孩拿了一件灰色的毛线衣，毛线已经发硬发干，但是男孩说，只要衣服不发臭就可以，“没味儿，就是过了水了”。

疫情发生后，医务人员在为安徽柴集镇张大村的村民采血化验

每一家都是一院不错的新房，瓷砖和大铁门相当闪亮，只是随便进一家院子，都立刻怀疑这家的职业是废品收购。院子里沿着墙堆着无数的瓶子、绳子和不知名的垃圾，晒到太阳的地方就是各种摊开的回收的纸、塑料或分不清素材的包装壳，小楼虽然有三层，然而即使不算一楼主要的客厅，所有台阶和阳台上都摆满了各式各样的废旧鞋子、鞋底、烂掉的某个物品的一部分。家里的主人也说不出这些东西的来源，只是随意说，这些东西哪里都是，也可能觉得捡回来还有什么用处。
张发源坚持，很多人生病是因为环境太脏了，自己就喝了十几年的“臭水”，领我们回家去拿盆子舀起来让我们闻。然而家里的塑料盆子却一股霉味。导致很久以后我才终于闻到了他所说的臭味，其实更类似一种蕴含水中的又腥又酸的味道，河水已经经过了自来水厂的净化过滤，可是走到这条河面上一看，墨色的河水已经完全没有透明度可言，村民们说商丘那边的排污水都是走这条河，十几年了河水里都没有鱼。
自我欺骗与隐瞒
从安徽涡阳县往河南永城县，以苗浅村为中心，沿着村里的路，纵向辐射开，两省交界的几十个行政村正在接受免费的血液检测。安徽这边的路还是灰石渣，一进入河南的村子马上变成泥泞土路。冬小麦在地里绿茸茸地生长，气候土壤条件都一样，两省的情况还是有些区别。安徽人张银平的家离苗浅医院有20里路，一个村子已经检查出了17个幼儿丙肝患者，按照道理和所有在场抽血的卫生人员的说法，越靠近苗浅卫生院的感染者应该越多。“我们这里还不是最严重的，安徽公布的人数只有河南的一半。”
然而进入河南地界，苗浅村当地却没有人承认自己得了丙肝。本刊记者不管走进哪户人家，里面的人都是异口同声：“我们这没病，也不需要检查。”医院是两层小楼连带一个大院子，从里到外锁了三把锁。门口还聚集了一堆人，高声叫骂“这就是‘非典’嘛，关人家先生啥事”。苗浅村是个自然小村，然而就因为有一个红火的诊所，人流量很大。“一天来看病的至少七八十号人，把院子占满了。”张发源说。因此医院门口有中等规模的超市、汽车摩托车修理点，还有几家小饭店，比别村都热闹些。整个村子里最好的建筑就是医院。
与家长们谁也拿不出到吴文义诊所就诊过的证明不同，当地有自我安慰和解释的证据。在现在已经确诊的人当中，有一名在上海打工的女性成年丙肝患者，从来没有去吴文义的诊所打过针，只有她是排除在感染源外的感染者。但是这个病例在苗浅和河南的邻近村子，得到了非常夸张的描述：“有很多在上海，或者不知道哪里感染了的，回来也说是人家先生打针害的。那‘非典’也不能说就是从哪里来的啊！那这种病不是全国都有吗？”从郭庄到齐庄再到于楼、杨楼和朱楼这几个村子，村民们都不承认省卫生厅派来的血液检查车已经抽过了血，虽然河南的感染人数、程度都要多于安徽，可是却很少有人愿意倾诉。他们的逻辑是，“这都是犯了眼红病的安徽人，不知从哪里得的这个丙肝，就陷害他”。一些村干部守在医院门口。医院大门从里到外上了三把锁，但是正巧碰到河南领导带队视察这个诊所，本刊记者一进医院就被几个人迅速往外拉，等开始采访领导后，又纷纷说，“我是想带你去吃饭的”。门口高声叫骂的村干部们也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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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发源的家离苗浅有两里路的距离。他说：“真得病的现在都不在村里了，都出去治了，但是有些检查出来，谁是谁不是，我也不知道。我们这里都是瞒着的，谁也不问别人感染没有。”绕开已经粉刷打扫过的苗浅诊所，到达苗浅归属的马桥镇相对来说规模更大、覆盖人群面更广的卫生院，却被现实的肮脏震惊。一座封闭式的两层医疗楼，一层妇产科刚出生了新生儿，家人拥着庆祝。二层极寒冷且很臭，手术室就在二层，门口居然有一只大黑狗，正在吃手术室外的垃圾。整个医院里无论诊室病房，脚下没有干净的地面，室外还算有新鲜空气，反而觉得干净暖和些。院长室里一位医生非常不耐烦：“又不是我们这感染的，我们这根本没有接到过丙肝，一例也没有。”当地病患大都去了临近的商丘的医院检查治疗。张发源说：“在马桥不可能治好，原来一开始不知道有多严重，医生家还说都免费他给治，但是说出去的话，他就不给治了，后来他年纪大了受不了，还是藏了。这些彼此怕人知道的人，就到远处去治了，对外还是说没有得病。”
未知的命运
关于甲肝乙肝两种病的一般常识，刚刚成为贴在各村卫生所门口的小告示，在安徽这边已经是人人都知道，在河南却没有几个人关心。涡阳县医院感染科的洋主任已经在当地工作了20多年，他告诉本刊记者：“以前我只接诊过一两个丙肝患者，甲肝乙肝倒是很常见。”从10月底到11月，县医院报告了十几例确诊丙肝患者，他决定上报安徽省卫生厅。村里人不说“丙肝”这个词，他们通用的说法是“转氨酶偏高”。转氨酶是一个测定肝功能的指标，对于成年人来说正常范围大约在200～300，但是得病者的年龄普遍是幼龄儿童，尤其是两岁左右的孩子，数值高达500以上。

这位母亲得知7岁的儿子得了丙肝从南通赶回安徽涡阳，现在她最担心是，从此以后没有小朋友跟儿子玩了

河南马桥镇的村民带孩子去沈楼学校免费化验 转氨酶是一个非常容易混淆视线的概念。但是无论甲肝、乙肝还是丙肝，转氨酶在不同时期的数据都意味着病情的严重和治愈的可能性。用“转氨酶”这个词来陈述病情，更多是因为村民们不知道，丙肝到底像甲肝一样可以治，还是像乙肝一样没法根治。尤其是这些两三岁的孩子，采用什么样的医疗方案也存在争议。到了医院，家人对于生死的感受更直观，比如有人告诉你：“你坐的这床的老头，肝硬化，今天早上才死了。”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感染科里，过道里奔跑嬉闹的孩子们看不出病情，他们已经熬过了上午的点滴时间，下午则无忧无虑。父母们却聚在一起焦虑丛生。感染区大楼几乎大部分是肝病患者，他们刚来的时候还去世了一位30岁的年轻人，“正要结婚呢，房子也买好了，从小就有肝病，父母没有太重视，突然就死了”。
正在聊天，护士就进来提醒：“今天要交148元……”张银平默默地转身没有说话，护士站了一会儿，妻子才突然说：“催催催天天就是要钱！”她一直抱着孩子，不管他要什么都马上递过来，张银平一直都很平静地叙述自家的事，不带一点情绪和愤怒。“要说那个医生的医术，确实是可以的，一针推好，从来都是他开的药还没吃完，孩子病就好了。之前我两个女儿在他那儿不知道推了多少次针，也没感染。”但是妻子非常愤怒，“听说有人去打那个医生了，不是我们村的。但是河南人凶得很，他们开着面包车，到说针头不换的人家里去打人。”沿着村子一路问过去，这样的冤冤相报应该并没有实际发生，但是并不妨碍互相放话。
安徽医科大学附属医院里目前有十几个来自涡阳的孩子，医院外还有不断增加的租房子的家长。“来这里等个结果，确诊了再住院，前期就住院太贵了。用的药都是进口的，检查也多，好多不在报销里。”张银平11月16日带着妻子和孩子来到合肥的大医院，到现在没有回过家。“听说这种病必须早治，如果是感染初期，算是急性的话，那就谢天谢地有很大的概率能治好。我现在就每天祈祷，希望孩子是急性的。可是因为不知道那个诊所到底从何时开始出现了感染源，所以现在我们也都没法确定，到底病了多长时间了。”张银平说，他们还从没获得过任何来自卫生部门的解释，“除了记者来过，再也没人管过这个事。如果这孩子往下治，一辈子吃药，花费可能是天文数字。那个医生就是把医院拆了卖了也赔不了这么多孩子，只能指望政府了”。■

（应患者要求，王玉为化名）

大道三千

会一针灵真的不是什么神医，懂点医学常识的都知道，这是超大剂量的使用抗生素、激素带来的“特效”。
另外扎针的时候，很多并不是医生扎的，忙的时候大部分都是医生亲属打杂帮忙的给扎针，这个不仅仅乡村卫生所常见，就是永城城市里的小诊所也是经常有的。

永固之城

他们真的很可怜，默默祝福孩子们了。

毛富

要有人受处理了

yc西门吹雪

前来围观此事，俺表示关注。

强盗遇上打劫的

楼主发贴辛苦了，感谢您的分享！

冰蓝

心里觉得很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