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路河南大病救助：仅有慈善不行 政府应成主体

李寨人

　　策划   常法武  杜时国　统筹   高李丽　执行   李   林  胡心洁  雷路展　摄影   李建峰  胡心洁　版式   刘   竞  雷路展
　　探路大病救助：
　　河南全民医保体系调查 医疗费压垮许多普通家庭
　　■深度观察
　　仅有慈善是不够的
　　□本报记者 李 林
　　大病救助是慈善的“浅盲点”
　　“目前在慈善捐助中，大病救助还是一个‘浅盲点’。”河南省慈善总会师戌平秘书长感叹。
　　她所说的“浅盲点”是指，对于有爱心进行慈善捐款的个人和企业而言，绝大多数将捐款的对象锁定在救灾、助学、助困、助孤等，对于大病治疗的救助，在以往有现定性的捐款中所占比例极少，捐助热情相对较低，形成捐助“洼地”，仅比未覆盖的“盲点”稍强些，被称作“浅盲点”。
　　师戌平秘书长分析，其中的缘由主要是不少捐助者彷徨于大病医治的“捐助价值”在哪里？大病救助的成功几率偏低，多次救助，多次失败后，慈善捐助者难免产生“挫败感”，这一点也成了影响大病慈善捐助的难点。
　　采访中，一位热心于慈善事业的郑州市民告诉记者，她曾先后出资6万元，参与救治过3名大病患儿，其中一位是先天性心脏病患儿，两名为白血病患儿。
　　“这三个孩子如今都不在了，特别是12岁的白血病患儿，在他做骨髓移植手术期间，我经常到医院探望。孩子非常可爱，相貌出众，毛笔字写得特别好，但最终还是走了。孩子离开医院的那一天，我去送行，情不自禁摸了孩子的小脸，触摸那种冰冷，那一刻我整个人都快要被击倒了，内心非常失望。现在我仍参加一些捐助活动，但会选择为贫困学生赞助学费或购置学习用品。”她感叹，在慈善的路上，爱心有时也会疲惫不堪！
　　郑州市多家医疗机构的负责人表示，对于院内出现的大病困难患者，医护人员基本上都参与过捐款捐物的爱心帮扶，有些心外科、血液科的大夫一年捐款甚至近万元，但总体而言，不是长久之计，不能从根本上解救大病患者。
　　慈善仅是大病救助的“单行线”
　　“慈善救助仅仅是大病救助的‘单行线’。这种方式只有在以政府为主导，社会广泛参与，多方联动的机制下，才能更有效地实施大病救助。”被誉为“中原社工实务第一人”、 创办了河南省首家专业社工机构的陈骋说。
　　自2009年 2月16日温家宝总理在天津火车站偶遇白血病患儿李瑞并以个人名义对其进行了救助后，陈骋所在的郑州绿城社工服务站就发起了“向总理学习”救助白血病患者的活动。他们的目标是：倡议全社会都行动起来向总理学习，奉献爱心，积极加入到白血病患儿救助行列，为推进建立政府、企业、社会携手共同救助白血病的长效机制而努力。到2010年4月，服务站已举办公益活动14期，共向社会募集善款近10万元，向26名大病患者提供了7.7万元的资助。
　　被誉为“中华慈善大使”的河南人赵俊方，多年从事救助工作。就在今年的3月28日，他与全国道德模范、感动中国人物魏青刚、感动中原人物当代孝子张尚昀、全国劳模朱素玲、全国“三八红旗手”申红等人，刚刚为一名贫困白血病患者发起过一场广场募捐活动。
　　“当天热心人士纷纷慷慨解囊，共募集资金6000余元，但对于白血病患者的治疗，这些善款杯水车薪。”赵俊方认为，特殊的大病患者救助，还是要依靠政府施救。他了解到，江西省已初步确定了“政府支持、社会参与、慈善运作”的儿童大病救助思路，省、市、县三级联动，最高可为患者提供6万元的救助。
　　我省一家长期从事慈善捐助的企业负责人表示，完全由政府为大病救助埋单，也不现实，可尝试更加灵活的方式鼓励企业参与其中，如支持企业冠名专项基金，或通过政府购买产品的形式，定向引导企业救助大病患者。
　　郑州市青年志愿者协会秘书长王军强认为，可以探索在大病救助的志愿者服务中引入“储蓄机制”，即将参与大病救助的志愿者服务详细记录并“储值”，在志愿者及其家属需要帮助时，以志愿者服务的形式给予“支付”。

　　■案例解读
　　小黄冠究竟留下了什么
　　——在希望和困顿中前行的社会救助
　　□本报记者 胡心洁 本报通讯员 曾 燕
　　小黄冠之后
　　在省会郑州，郑州市第三人民医院的排名并不靠前。然而5年前，这家医院却因为一个白血病患者而名声大振。
　　2005年9月，一个３岁儿童的病情牵动着河南乃至全国各地好心人的心，这个曾经被父亲遗弃的孩子叫黄冠，是个白血病患儿。
　　9月13日，备受郑州市民关爱的白血病患儿黄冠，被推进了郑州第三人民医院造血干细胞器官移植室。为他主刀的该院血液科主任赵晓武宣布，黄冠所进行的脐血造血干细胞的移植手术获得了成功。
　　此前，小黄冠经过了11个月的持续治疗和无数市民的倾心帮助，他曾经是万千群众最揪心的牵挂，也一度成为报纸、摄像机、闪光灯关注的焦点。数不清的陌生人，在近一年的时间里，共为他凑了近30万元的医疗费，并帮助他成功接受了脐血移植。
　　可是，凶残的病魔在他治愈后三个多月反扑——2007年3月9日，年仅5岁的白血病患儿黄冠离开人世。
　　为了拯救黄冠的生命，曾经有数千人为他捐出医疗款，医生则动用了最好的医疗设备和资源，但是令人感伤的是，最终这么多人的努力，仍然没能挽留住孩子幼小的生命。
　　黄冠走了，可是消逝的小生命却留给社会和政府太多的拷问：对于患重病的孩子，社会和政府应该做些什么？主治医师赵晓武一直在反思这一问题：比千万人的爱心捐款更有力量的，是行之有效的救助机制。
　　小黄冠离开我们已经3年了，可与他命运相似的患者仍然没有减少。在郑州市第三人民医院住院部10楼的血液科，住满了理着光头、戴着口罩、露出求助目光的血液病患者。
　　“长期以来，儿童都是医疗保险的一个空白点，无法得到相应的救助，对于白血病、尿毒症、其他恶性肿瘤的儿童患者来说，如何建立儿童的大病救助机制，能够对更多像小黄冠这样的白血病孩子进行有效的救助，是政府必须面对的一个课题。”赵晓武说。

李寨人

难以为继的基金会
　　“黄冠事件是被热心的媒体和有爱心的市民联合‘忽悠’起来的。”赵晓武说。
　　但黄冠事件促成了一件大事。郑州市原来没有青少年重大疾病救助项目，黄冠事件促成了郑州红十字会成立了青少年大病救助基金。由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医生代表，红十字会工作人员、记者和捐助者共同组成，成立救助中心，共同评定谁最需要救助，每人5000元。尽管钱不多，但当时运行很好，形成了捐款、基金会评定、送给患者或医院的良性救助。
　　然而，今天的郑州市青少年大病救助基金，已经难以为继。该基金从2005年11月启动以来将近5年的时间，社会捐款不到20万元，救助了56人，平均每人不到4000元，目前账面上余款只有1万多元。
　　还有小黄冠事件后准备成立的郑州市少年儿童医疗救助基金，因教育部门实行一费制，再加上后来国家实行义务教育阶段学杂费全免，有关部门怕学生家长告乱收费，最后不了了之。
　　对于流产的郑州市少年儿童医疗救助基金，赵晓武有着自己的看法：中小学生每人交50元，是否合法，这是症结所在。二是收上来的钱归谁管，归社保管，还是基金会管。三是使用中是否公开透明，人们会质疑。但最大的问题是有些人不愿拿出这点钱，总认为自己的孩子不会有病，大病不会落到自己孩子身上，这是全民素质问题。
　　现在很多公益机构也想做这样的事情，但是大家有顾虑、害怕，想做而不敢做，为什么？因为白血病人的医疗费用非常高昂。赵晓武认为。
　　他举例说，希望工程救助一个失学儿童，400块钱就可以帮助他上完小学。帮助一个贫困大学生，2000元、4000元就可以解决他的生活费用。这些事情很好号召，大家捐助起来也比较容易承受。但是捐助治疗白血病，费用非常高昂，好不容易筹来了二三十万元，也可能还不够一个人的医疗救助。所以很多公益机构想做而不敢做。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虽然是中国传统美德，救助黄冠一个病人，社会救助的只是这一个点，应该从点到面，帮助更多需要救助的人。通过黄冠事件可以看到中国人有爱心，但如何把个人的爱心串起来，形成一种救助机制，产生社会合力，对大病救助才有真正的意义。赵晓武建议。
　　大病救助的政府作为
　　大病救助，有希望，也有困顿。
　　“筹集资金不能光靠民间，政府应该有所作为。”做了多年救助工作的郑州市红十字会常务副会长张春香认为，“政府每年应从财政中安排一定比例的资金，民间慈善机构再配以相当比例的资金，共同保障大病救助资金，而这一切都需要一系列的制度设计才能实现。”
　　张春香举例说，中国红十字基金会于2005年6月设立中国第一个全国性的白血病救助专项基金——“小天使基金”，开始了艰难的救助工作。虽然该基金在国内有一定的影响力和公信力，有规范的制度设计、权威公正的评委会、公平公开的评审流程，但该基金面临的突出困难是求助对象多，募集的资金少，目前仍有5000多名登记在档，且符合救助条件的患儿没有资金救助，而且求助人数每天还在不断增长。
　　儿子得了白血病，治疗1年多、欠债15万多元的刘丹阳的父亲刘伦山认为，大病救助应该实行政府投入、个人承担、社会捐助的机制，三者所占比例各为60%、30%、10%。具体来说就是提高大病患者的报销比例，由现行的45%提高到65%，政府设立针对白血病、癌症、先天性心脏病等重大疾病的专门救助基金，同时由各级红十字会、慈善机构、行政企事业单位、学校、村委会设立重大疾病救助金。
　　大病患者是否都要政府买单？也有专家提出了不同观点，他们认为，大病救助应该在政府的支持下，逐步建立国家医疗保障、个人购买医疗商业保险、社会组织开展公益救助三方结合的大病救助机制。
　　“大病重病患者就是弱势群体，政府部门和全社会都应给予更多更切实的关注。”河南省卫生厅农村卫生处处长王耀平说，“但人们对政府实行的新农合的期望太高了，认为这个政策能解决一切问题，但实际上新农合只能解决群众的基本医疗，缓解一定压力。无论是补偿比例，还是设置封顶线，其初衷是为了合理配置医疗资源，使不同患者在乡、县、市和省级医院得到合理分流，更重要的是，保证有限的医疗保障专项基金安全运行。”
　　“医保的钱，收的是大家的，绝大部分用于大病患者，显然不行，因为这个钱款数目是一定的，是用于公民基本医疗保险的，用完了就没了。比如白血病患者的骨髓移植，要花15万—20万元，所用药品的一半以上不能报销，医保保障的是公民基本的医疗保障，不保大病。大病患者全让政府买单，不现实，也没有必要。”赵晓武认为。④8
　　■专家声道
　　大病救助需要制度设计和保障
　　□本报记者  雷路展
　　政府应是大病救助体系的主体
　　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刘道兴：建立大病救助体系是当前建设和谐社会的一个非常紧迫的课题，在目前的社会发展阶段，我们的经济发展水平也已经具备了这种实力，必须发挥政府、企业、医疗部门和社会慈善机构的共同作用，把大病救助作为一种制度建立起来。
　　现在由于经济的发展也带来了环境的污染，患上恶性大病的人群在不断增加，往往不仅仅是患者个人的原因，社会必须正视这一点，并对这些患病人群进行救助是必须的，也是迫切的。
　　政府应该是大病救助体系的主体，以政府为主，这个制度才能建立起来，长期坚持下去，并且不断地完善。政府可以在现行的医疗保障体系基础上，建立针对社会弱势群体的大病救助专门通道，有专项资金和管理运营人员，由相应的医疗卫生部门，来引导帮助需要救助的人群，走这个专门的通道。另外发展社会慈善事业和商业保险也是建立大病救助体系有益的补充。
　　对于大病救助的对象和资金的管理使用，必须由政府来监管，体现公平、公正、透明的原则。对于救助的对象要有明确的规定，确定哪些人、哪些病属于救助的范围，另外要简化办事手续，增加救助的效率。还有作为一个理性的民族，我们应该正视死亡的问题，对于可以救治的大病，我们要尽全力救助。而对于无法治疗的绝症，则要做好临终关怀，来体现社会的人道主义精神。
　　建立大病救助体系必须解决三个问题
　　河南财经学院公共管理学院院长张茂松：建立大病救助体系必须解决三个问题：救助对象、资金来源和支付方式。
　　摸清救助对象数据，是明确救助病种和救助标准的先决条件，建立贫困大病患者数据库显得尤为重要。建议由各地民政部门会同各地卫生部门、统计部门，调查当地大病患者人数、医疗费用、社会救助等情况，为救助工作的开展提供科学的决策依据。
　　整合各方面救助资源，以政府为主体，广泛吸纳社会的力量作为资金的来源。建议中央和地方各级财政安排专项经费，作为救助基金的主要来源。整合各级各类慈善机构，以联合募捐的形式，筹集一部分社会资金。整合医疗卫生资源，设立大病救助的定点医院。
　　另外要明确支付的方式，完善资金的管理制度，简化资金结算程序，提高工作效率，推动大病医疗费用在医院直补。④3
　　■深度观察
　　大病救助在海内外
　　□本报记者  雷路展
　　在海外
　　建立大病救助机制是一个系统工程，目前世界上一些国家的医疗保障比较健全，他们对大病救助的一些方法，也能给我们一定的启发。
　　在法国，医疗保障体系专门对30种严重疾病包括慢性疾病“开绿灯”，如艾滋病、帕金森氏综合征等。如果有人患了这30种疾病中的一种，国家将全额支付他的医疗费。越是疑难杂症、重病大病，参保人员越能享受到近乎百分百的医疗报销。生活困难、接受社会救助的弱势群体甚至可获得免费医治待遇。比如说一个穷人患了癌症，需要做化疗等，他可以到一所公立医院，由国家免费为他进行救治。
　　对工薪阶层来说，员工的医疗保险费占工资总额19.6%左右，由企业和员工按比例分摊，通常情况下从员工工资总额扣除6.8%，其余由企业承担缴纳。自由职业者根据收入情况按一定比例缴纳医疗保险费，而无收入人员则只需缴纳少额甚至免交保险费就可享受医疗保险。
　　在墨西哥，无论是成立已久的社会保险局或者新近建立的大众医疗保险计划，都采取转诊制的方法来控制成本。也就是说，病人第一步必须到初级医院或特定的家庭医生处就诊，只有在病人病情较为严重和复杂，才会被建议进入中级或高级医院就诊，这样形成“小病在社区，大病进医院”的机制。对于发病几率较小的重大疾病，各个医保机构设立了专门的大病保险基金。大众医疗保险计划中的大病保险基金占医疗保险基金的8%，应对参保家庭的突发性严重疾病。全国社会健康保障委员会主席安冬尼奥·费尔南德斯举例解释，如果一户参保家庭的孩子患上白血病，被转入一家中级医院治疗，医院自行设计治疗方案，而委员会每年付给这家中级医院27000美元的保险费。如果孩子病情仍然十分严重，需要转入高级医院进行骨髓移植手术，委员会每年则需支付高级医院60000美元的医疗保险费。大病保险基金保证每个参保家庭在成员遭遇重病时，都能够及时地接受良好的医疗服务，而不至于因为家庭经济条件而耽误了治疗。
　　在国内
　　目前，我国的一些地区也非常重视大病救助问题，制定了一些可行性很强的制度，也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在上海市青浦区，从去年11月份正式启动，至今年1月底，已有11.8万农民参加“特种大病救助基金”，农民个人只要出10元，如果患尿毒症、白血病和其他恶性肿瘤（包括肝移植），报销医疗费用超出5万元，就可启用这种救助基金，最多可报销50万元。
　　据了解，特种大病救助基金由农民个体每人出10元，区财政每人出10元，合作医疗基金每人出10元，今年总共筹得300多万元。今年上半年，全区投保农民中，新发现了27名三类特种大病病人，但由于第一年治疗费用不高，300多万元可充分保证他们的治疗开销。业内人士分析，在最初几年内，每年的基金都会有所结余，像滚雪球一样，基金的保障力度将逐年增强；万一不够报销，政府财政也会给予托底保障。
　　在宁夏中卫市，于2008年4月启动实施特重大疾病医疗救助制度，采取财政预算、自治区补助、社会捐助的方式，建立了特重大病医疗救助基金，破解了资金筹集难题。在自治区补助的基础上，市财政每年安排预算100万元，组织企业家、机关干部年均捐款50万元。为建立社会慈善资金筹集长效机制，中卫市将每年的3月31日定为“中卫市特重大疾病救助活动宣传日”，由民政部门负责宣传、办理咨询、接受社会捐助等。截至目前，中卫市已接受社会各界捐款123.9万元。
　　规定还打破了病后申请报销模式，实行患大病特困户提前预借资金办法。患者住院期间发生缴费困难时，可以申请预借部分住院费。自2008年4月1日起实施大病医疗救助制度以来，先后为229名特重大病患者发放救助金677.8万元，单人最高一次性救助14.6万元，186名大病患者获得了新生。④

夏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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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末无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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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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