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城历史

东方洪

               商、宋神圣之地——永城太丘（原《永城文史》17第四期

                    永城一高教师   洪浩

商汤灭夏， 建都“南亳”， 立“社”太丘，是为“商社”。

夏朝末年，国王孔甲“好方鬼神，事淫乱”，国势日衰。孔甲死，夏桀即位，更加暴虐无道，荒淫无度，而且经常发动对其他部族的战争，掠夺财物、美女、人口。他先伐有施氏，有施氏被迫将妹喜献于桀。又征岷山氏，岷山氏被迫“进女于桀二人”。他宠爱有施氏之女妹喜，为她营建琼宫瑶台。妹喜中意听裂帛之声，他就叫人找来许多丝帛，供妹喜撕裂以求其一畅。夏桀手下有个叫关龙逢的臣子，听到老百姓的愤怒声音，觉得大势不妙，便对桀进行劝告，要他节省用度，不然就会亡国的。夏桀不但不听，反而把关龙逢杀了。夏桀说：“天上有太阳，正像我有老百姓一样。太阳会灭亡吗？太阳灭亡，我才会灭亡。”当时民众咒骂道“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尚书·汤誓》），意思是说你这个日头何时才沦亡啊，我们情愿与之同归于尽。夏桀荒淫暴虐，国内百姓日益不满，各部落对他离心离德。

夏桀时期，成汤成为商部落首领。在他的领导下，商部落区域农业、畜牧业、手工业、商业贸易又有很大发展，经济力量逐步超过了夏朝。这一时期的商族已经由夏的一个小属国变成足以与夏朝抗衡的最强大方国了。成汤，又称商汤王，是商族的一位杰出首领，他看到夏的统治日益腐朽，夏的政权众叛亲离，便准备推翻夏朝和建立新的王朝。

首先，商汤以德立威，厉兵秣马，使临近部落纷纷归附。《国语·鲁语》说“汤以宽治民，而除去邪”。《淮南子·脩务训》更进一步说他“夙兴夜寐，以致职明。轻赋薄敛，以宽民氓。布德施惠，以振穷困。吊死问疾，以养孤孀。百姓亲附，政令流行”。成汤的勤政薄敛、体恤民情等举措，对笼络人心，巩固统治，积蓄灭夏力量起到了十分显著的作用。他的行为不仅得到本族人的拥护，也使得夏人及其他方国人民十分向往。因此，也就有了《史记·夏本纪》所谓的“汤修德，诸侯皆归商”的局面。

其次，商汤用伊尹为相，采用伊尹的计策，离间夏桀与其同盟者九夷族的关系，使力量对比渐渐转向于己有利。《说苑·权谋篇》对此有较详细的描述：“汤欲伐桀，伊尹曰：请阻乏贡职以观其动。桀怒，起九夷之师以伐之。伊尹曰：未可，彼尚犹能起九夷之师，是罪在我也。汤乃谢罪请服，复入贡职。明年，又不贡职，桀怒，起九夷之师，九夷之师不起。伊尹曰：可矣。”至此，除了少数部族如昆吾等尚听从夏王的指挥外，桀已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形势已转变得对商汤极为有利。

完成这些准备后，商汤见灭夏的时机成熟，大约在公元前1766年，商汤正式誓师兴兵伐夏。在兴兵伐桀的誓师大会上，商汤历数夏桀的罪恶及人民对桀的痛恨，假借上天的旨意指出灭夏战争的正义性和必要性，指出灭夏是上天的命令而不可违背，有功者将受到奖赏，不从者要受到严厉惩罚。商汤从亳起兵，矛锋直指夏都。在与夏桀决战之前，商汤率兵先灭掉了当时仍然听从夏王指挥的个别方国部落韦、顾、昆吾。剪除了帮凶，夏桀更加孤立无援。接着，商汤拣选良车70乘，“必死”6000人，联合各方国的军队，采取大迂回战略，绕道到夏都以西，出其不意，攻其无备，突袭夏都。夏桀仓促应战，西出拒汤，同商汤军队在鸣条（今河南洛阳附近）一带展开战略决战。在决战中，商汤军队奋勇作战，一举击败了夏桀的主力部队，夏桀败退归依于属国三朡，今山东定陶东一带。商汤发扬速战速决、连续作战的作风，乘胜追击，攻灭了三朡。夏桀穷途末路，率少数残部仓皇逃奔南巢（今安徽寿县南）后被商军追上俘获，放逐在这里，不久病死于此地。至此，夏王朝的彻底灭亡。

灭掉夏桀，商汤回师“亳”，大会诸侯，正式建立商朝——中国历史上第二个奴隶制王国，定都“亳”，史称“南亳”。“南亳”，即今天虞城县的谷熟集，距离永城太丘不足百里。南亳是商朝的第一个国都，尽管时间不长，后来很快迁都他方，但是“南亳”作为开国都城的地位永远奠定，成为永恒，无可替代。

上古建国，必先立社。社是土神，稷是谷神，有了社稷才有国家。人以土为本，民以食为天，因而社稷也就成了国家的代称和象征。商汤灭夏建立商朝前夕就在永城的太丘设立了“社”，称为“商社”，又被后人称为“亳社”。《礼记》云“社者，所以神道之地也”。社，古时既指土地神，也指祭祀土神或祭土神的地方。祭祀土地神来源于原始先民对土地的崇拜，万物土里生，土地是人类生存的基础，是国之根本。土地神在古人眼中至高无上，“国中之神，莫贵于社”，所以祭祀土地神的社坛是一处非常重要的场所。

商汤王为什么在太丘立“社”？分析起来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太丘是商部落、商族最本源的源流地，是祖宗宗庙之所。二是，太丘原名“犬丘”， 是最原始的宗教图腾象征之处。太丘是商部落、商族的源流之地、宗庙之所、宗教图腾象征之处，自然，商汤王要在这里设立社坛了。联想一下，商朝建都“南亳”、立“社”太丘，很有意思。“南亳”，今天虞城县的谷熟集，又叫“谷丘”。谷、稷都泛指庄稼粮食。这样我们就可推测，商朝以太丘为“社神”之地，以“谷丘”为“稷神”之地，社神和谷神正可以象征商朝的国家社稷。看来太丘作为神社之地的神圣地位远在商朝建立之时就已确立，可谓源远流长。

西周“武王伐纣而立亳社以为监”。

唐代郭璞《史记·正义》云：“宋有太丘社，以社名此地也。”又云：“社，主民也；社，以石为之。宋社，即亳社也。武王伐纣而立亳社以为监，······”

郭璞的这段话记载了一个历史事件，即周武王讨伐商纣王之时，在太丘设立神社，建立神坛，来祷告上天。这个社被称为“亳社”。“监”，古籍上最先使用语义就是“监察”。看来一定是周武王伐纣之前在太丘社举行了什么祭告神灵的仪式，或者祈祷商族先祖神圣不要降罪，或者祈祷上天神灵监察商纣王，保佑讨伐成功。这个“监”，只是宗教神灵意义上的“监”，属于精神层面的东西。这是周武王为自己作为臣子讨伐君主商纣王的正当性制造舆论，为征伐预先占领道义上的制高点，以赢得其他方国的支持。那个时候的人非常迷信，崇拜神灵。周武王是商纣王的臣子，周武王讨伐商纣王，臣子讨伐君主是大逆不道的，所以周武王在决定背叛讨伐商纣王之前，必先在商朝的宗庙社稷的象征之地，设社祭拜，祭祷上天神灵，宣传造势，以取得舆论优势。果不其然，周武王舆论工作做得好，诸侯方国纷纷倒向周武王，最终打败了商纣王，推翻了商朝，建立了中国第三个奴隶制王国周朝。可见，周武王在讨伐商纣王之前，也要围绕“太丘社”做文章，祈祷一番，祭告神灵，来彰显自己行动的正当性。

周成王封宋，宋国承袭“亳社”，又称“宋社”。

武王伐纣，推翻商朝，建立周朝。周武王为了为了稳固统治，分封天下，把亲族和功臣分封诸侯国君，拱卫中央王朝。为了赢得舆论，宣扬德政，周武王主张“兴灭国，继绝世，举遗民”。兴灭国，就是分封灭亡之国；继绝世，意为承继绝祀的世族；举遗民，意思是提拔隐逸的人才，授之官爵。于是周武王封夏朝后裔于杞（今河南杞县），封商纣王之子武庚于殷，延续已灭绝朝代的宗祀。但是，武王对武庚和商朝遗民不放心，又将文王之子管叔、蔡叔、霍叔封于武庚周边，称为“三监”，用来监视武庚。后来武王崩逝，成王年幼（13岁），文王第四子姬旦摄政，史称周公。周公摄政引起周朝贵族不满，公元前1041年，商纣王之子武庚乘机挑动并联合管叔、蔡叔以及商的属国奄、徐、楚等十几个侯国一同发动叛乱，攻打周朝。周朝政权危在旦夕，公元前1040年，周公举兵东征，平定叛乱。公元前1039年，周公杀死武庚，灭东方50国；管叔鲜被杀，将蔡叔放逐，霍叔被废为庶人。

武庚被杀，商朝再次绝嗣。为延续殷祀，成王、周公把微子启（纣王兄）封于商朝源流之地商丘，是为宋国，都于商丘，立社太丘，被称为“宋社”。至此，一脉相承，太丘又成为宋国的神社之地， 成为宋国的国家象征之地。

太丘社为商族、商朝以及宋国的宗庙社稷象征之地的历史定位，还有一个证明：太丘社里曾经供奉过“禹铸九鼎”之一。

《史记》记载，“禹收九牧之金，铸九鼎，像九州……夏德衰，鼎迁于殷，殷德衰，鼎迁于周”。

“鼎迁于周”， 周成王正式定鼎于郏（今洛阳），表明是天命所归。然而，

成王并没有把九鼎从商全部运走，而是留下一尊在宋国。宋国国君微子将此鼎放在太丘社中。另一种说法是，春秋战国时期，周王室衰落，许多诸侯国都想得到九鼎而成为正统。宋国是此时期拥护周礼最坚定的国家，一向以仁义著称。因此周室在岌岌可危的情况下，将传国九鼎之一移至宋国神社内存放和供奉。

鼎为国之重器，是疆土、王权的象征，代表国君和中央之国的尊荣威严。诸侯国中独宋国的太丘社置鼎，给宋国带来无尚的荣耀，也给太丘带来尊贵，令其他诸侯国歆羡不已。

近年来，在湖北江陵王家台秦朝墓葬出土先秦古书《归德》中发现了一段文字，验证了宋国确实有一尊大鼎。该文字是“昔者宋君卜封口而枚占巫苍，苍占之曰：吉，鼎之它它，鼎之煫煫，初有吝，后果遂”。这是宋国君主初封之时卜卦，巫师苍以宋国的鼎为占卜的对象。可见宋国的鼎并非子虚乌有，的确存在，这是历史的真实，彻底推翻了以前很多专家和学者的否定的结论。这个鼎就是周成王赐予的，它确实应是九鼎之一。它是宋国商王族后裔尊贵身份的证明，是宋国国运的象征，是宋国王权的象征。而那位宋君应当就是微子了。那么，为什么这尊大鼎没有放置宋都商，而是放在了太丘社了呢？这一定与太丘在商族、商朝的先祖源流地位有关联，一定与太丘在商族商朝的宗庙图腾有关联。不是宗庙国家社稷的象征之地，怎么会成为安放敬奉九鼎之所呢？该鼎从周成王时供奉在太丘社，一直到周显王三十三年太丘社亡，共放置了约七百年。据《史记·孝武本纪》所记：“周德衰，宋之社亡，鼎乃沦而不见。”《史记·封禅书》：“宋太丘社亡，而鼎没入泗水彭城下。”由这两段文字可知，鼎是东周王朝灭亡时，在宋国的神社中丢失的；并在宋被齐楚魏灭后，于周显王四十二年（公元前327年），沦没于彭城（今江苏徐州，彭城在春秋战国时也是宋国的一邑）泗水下的（《汉书·郊祀志》）。以后，秦始皇东巡泰山，路过彭城，派千人在泗水打捞，也没有找到鼎的踪迹。

宋太丘社亡，国之重器丢失，当时是一件震惊天下的大事，所以周朝末年史官将此事郑重地写入了历史。如，《史记·六国年表》记：周显王三十三年（公元前336年），“宋太丘社亡”。《史记·封禅书》中记载：“周德衰，宋之社亡。”“宋太丘社亡”，兆示着宋国国祚的终结，也预示着东周王室的消亡。

综合以上重要典籍的记载及信息，永城的太丘，从公元前1600年商汤立“社”，到公元前336年“宋太丘社亡”，历时1200多年。从商社、“亳社”到“宋社”，太丘均被奉为商族、商朝和周代宋国的宗教图腾之地，宗庙社稷之源，可见其历史地位的尊崇和神圣。 “宋太丘社亡”，标志着商族商朝辉煌的最后终结，是历史大事件，非同寻常，具有划时代意义，所以，在《春秋》《左传》《战国策》《史记》《汉书》《水经注》《资治通鉴》中均有此历史事件的记载和评说。当今，考古学家在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中也找到了“宋太丘社亡”的记载，可见，永城的太丘在中华文明历史上地位非同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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