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城前所未有的历史大悲剧。。。。。。。。。

一大七小

1958年至1960年三年间，是党的总路线“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在全国贯彻落实的顶峰阶段。由于它违背了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超越历史发展的阶段，因而在我国造成了严重的经济损失，历史教训极为沉痛。人们把这段历史称为“三年经济困难时期”。永城在这个时期，由于当时的县委主要领导坚决推行了极左的路线和政策，致使全县人民蒙受极大损失，这种天灾加人祸的惨痛教训应引为鉴戒。

永城是革命老区，是震惊中外淮海战役的故战场。在这块近200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三年经济困难时期，永城人民却蒙受了人间罕见的灾难。

一、浮夸风满天飞。从当时的一些政治口号中可以看出，人们在极左路线的鼓噪下，头脑极度狂热：什么“脚踏地球手托天，超英（国）越美（国）学苏联”；“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大干苦干加巧干，一天等于二十年”等等。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人们对党的方针政策，对党的领导人只能说好，不能说坏，只能说顺耳的话，不能讲逆耳的话；对工作中的成绩，只能虚报夸大，不能实事求是；对实现各项计划目标，只能无限拔高，不能从实际出发，求真务实；对当时的形势认识，只能说大好，不能说小好，更不能说不好。否则就要遭灭顶之灾。一些正直的干部和群众干什么事情都得违心地服从，稍稍流露出一点点不同的看法，就被视为右倾，就要犯右倾错误，挨批斗、“拔白旗”、受处分，甚至连性命也难保。因此，人们在心理上时刻处于恐怖自危的状态。有真话不敢讲，人与人之间相互戒备，对上级的各项指示都是依附、顺从的心理。在这种政治空气异常的情况下，浮夸风盛行。县委在制订1959年全年经济指标计划时，提出工业产值达到20亿元，实现粮食亩产万斤县，总产150亿斤（人均2万斤）；棉花亩产皮棉1000斤，争取2000斤，总产1.6亿斤；油料亩产2000斤，争取3000斤，总产达到1.5亿斤。并提出全县亩产粮食达到13000斤的三个尖子公社（芒山、?城、茴村）。县委还强行向下面分配种水稻任务，提出要把永城变成江南的“鱼米之乡”。

在粮食大放“卫星”的喜讯中，果真实现了政治口号中所喊的“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的事实：?城公社出现了亩产17000斤的小麦；双桥公社出现了亩产31576斤的水稻；茴村公社出现了亩产8934斤的玉米；马桥公社出现了亩产4029斤的高梁；顺和公社出现了亩产5730斤的棉花；?城公社出现了亩产3600斤的大豆；茴村公社出现了亩产11165斤的谷子；侯岭公社出现了亩产624170斤的红芋；芒山公社出现了亩产1783斤的芝麻。县委文件中对这些丰产的典型事实，极力加以宣染，并还理直气壮地对有“右倾保守”思想的人抨击道：“这在资产阶级的农业教科书上是找不到答案的。”

二、违法乱纪成风，人的生命得不到保证。从人们的生存观念上讲，世界上没有比人的生命最宝贵的了。然而，在三年经济困难时期的特定历史年代，人的生存受到极大威胁，地方各级的一些党政领导人，为了迎合上级领导的心理，为了赶形势，强迫人们按照生活集体化、吃饭食堂化、行动军事化、生产战斗化的“四化”要求规范自己。各地均以军事化的编队形式（即营、连、排），甚至还有什么以历史上的英雄人物命名的“老黄忠”、“穆桂英”、“花木兰突击队”，布置在事先安排好的参观评比路线上，拼命地空喊政治口号，应付各种形式的检查，以显示冲天的“革命干劲”和非凡的“跃进场面”，这就形成了一家人父子、母女不相聚，夫妻不相见的异常处境。

在这种对人民群众非人道的高压手段的愚弄下，自然有一些人不适应这种形势，成为时代的“落伍”者。因此各级干部的违法乱纪现象愈演愈烈。其惨痛情景目不忍睹。据1960年有关资料统计，全县违法乱纪人数达2429人，受害者8370人，其中直接打死的92人，被打后病死的493人，挨打后自杀的49人。双桥公社的太山、双桥两个大队16名大队干部都有违法乱纪行为，打人856人，其中直接打死3人。双桥公社桑楼大队第一生产队队长王XX打人成性，社员汤兰云被其打流产。另一社员被毒打致死，临死前，王XX还毫无人性地说：“这家伙还会老牛大憋气哩！”王到挖河工地带民工挖河，全队250名民工，被他一天夜里打跑了170人。高庄公社高台大队1959年12月至1960年麦收，在开挖“郭太运河”、治理“小白河”、修“永葛公路”中，在群众生活极端困苦的情况下，大队干部不问群众死活，强迫民工搞“大跃进”，施行刑罚20多种（学羊爬羔、学性交、跪砖头、强制喝尿、灌麦糠水、按水里淹、向妇女阴道里塞麦糠、抠阴道等），批斗打人290多名，打死19人，致残5人。大队支书张XX一人竟打24人，打后致死3人。这种残无人道的行径实在令人触目惊心！后来，全县因违法乱纪而受到处分的竟达1901人。

三、党内民主生活极不正常，“反右斗争”漫无边际。在“大跃进”、“反右倾”的年代里，就党内民主空气而言，虽然处在GCD领导的天下里，却近似是在国民党统治的白色恐怖环境里生存。党内根本不存在什么民主，完全是家长制、“一言堂”领导，党内民主生活处于窒息状态。思想、工作稍微跟不上当时的政治形势，或与主要领导人思想认识上不够合拍，就被视为“右倾保守”，“对党的领导不满”，“反对三面红旗”，就有遭撤职、挨批斗的危险。永城曾先后以“右倾保守”和“右派言论”等罪名，被县委第一书记韩文明擅自拔了原雨亭区委书记郑崇山同志和原县委书记兼陈集东风人民公社党委书记康允周同志的“白旗”，并划成“右派分子”在全县范围内轮番进行批斗。

继而，随着形势的发展，“五风”错误愈演愈烈，人民的生活也越来越困苦，到1959年下半年和1960年上半年，既是“五风”对永城摧残最严重的阶段，也是县委班子内部两种思想斗争最为激烈的时期。以县委常委、县人委县长朱嘉美和县委书记处书记陈家恩、丁慎礼为主的几位领导同志，坚持实事求是，从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切实向上级领导反映永城当时人民生活的困难情况，在一次县委常委会议上说：“现在农村没有粮食，社员生活苦得很，永城人民面临难关，人民开始饿死了，再过半月人死的得像干草个子样……”。还有一次，针对县委一些主要领导在群众生活发生危难关头，不敢如实向上级反映实际情况，坚持不向国家要粮食，并且还要支援国家的态度，他们义正严词地提出批评意见说：“县委是人民的县委，我们要对全县75万人民负责，人民都饿死了，你还怕要粮不好看，人家的命都不要了，你还怕要粮受处分，有实际问题不敢反映，就是对人民不负责。要粮怕受处分也是个人主义，县委要对人民负责！”面对这种情况，县委第一书记韩文明不仅不予理睬，还认为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在给地委的报告中，批判朱嘉美他们三人“否定大丰收”，“否定大跃进”，是“算帐派”，“歪曲党的政策，攻击社会主义”，是主观认识脱离了实际情况。在1959年2月12日的大王集粮食现场会议上撤销了他们三人的党内职务。在1959年11月16日，县委召开的全县三级干部会议上，传达党的八届八中全会和“关于以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时，上挂彭德怀，下连朱嘉美、丁慎礼、陈家恩等11名“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对朱嘉美定为：“反对总路线、攻击大跃进、反对人民公社、攻击粮食制度化、诬蔑58年的伟大成绩，反对水利化运动，反对党的领导”等罪名，撤销了县长、县委常委职务，工资降一级处分。韩文明在召开县直机关1000多人的干部大会上，以“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罪名，对朱嘉美、丁慎礼进行批斗。朱嘉美惨遭毒打，头发被拔掉，衣服被打烂，抱头向在场的韩文明求饶，韩不加理睬地说：“你给群众说去！”

韩文明为了进一步证实永城农村有粮食和永城的形势大好，以达到彻底整倒朱嘉美的目的，还调查证实下边群众存粮的假典型：侯岭公社七里店一个庄不到100户，验收存粮28.4万斤；该大队陈染坊、许庄、张程庄三个小庄110户，验收存粮48万多斤，每人平均800多斤。韩文明还凭县委召开的一个粮食现场会下边报存粮3.2亿斤的假话，硬说全县形势大好。并以此为依据，在大王集粮食现场会上，批斗了县委领导班子的一些成员和部分公社领导的右倾思想。自此，又在全县刮起了反右倾思想的高潮，不少敢于坚持实事求是的干部被批斗挨打。

据资料统计（1958年12月31日县委整风领导小组文件），全县被划为“右派”的1035人，其中区乡“右派分子”413人，占区乡干部2224人的18.57%；学校教师“右派”607人，占全县教师2491人的24.36%（其中永城师范学生中的“右派”115人，占445名学生的25.85%）；工商界“右派分子”15人。

四、不切实际的空想。在1958年大跃进的年代里，一些领导头脑发热到利令智昏的程度，不顾客观实际，一切凭想当然办事。如在工业生产上没有矿山资源，竟也提出“全民大炼钢铁”；在农业生产上水利条件极不具备的情况下，竟也提出“把永城变成江南的鱼米之乡”；在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上，违背治水客观规律，提出“一块地对一块天”，县打县围，社打社围，村打村围，实现“大地园林化”；在群众的生活方式上，一律按军事化编制，要求“行动军事化，生活集体化，吃饭食堂化，生产劳动战斗化”。更为严重的是不顾人们的思想实际和当时的经济基础，县委竟提出在全县干部、职工中实行共产主义按需分配的“供给制”。并对社会主义民主和按劳分配原则抨击一番，说什么“目前工资制与当前形势发展不相适应，工资制的本身是资产阶级法权的残余。实现供给制有利于消灭私有制的残余，为向共产主义过渡奠定了有利基础。”并正式下达文件规定了国家工作人员，分不同等级所享受的物质标准待遇及开始执行时间：1958年11月份按“供给制”新标准执行。在这些人看来，共产主义不是遥遥无期，而是近在眼前，甚至象做梦一样一步就可踏入。就在这想入非非的梦幻之中，潜伏的历史大悲剧终于降到人民的头上了。

五、人畜伤亡惨重，生产力遭受严重破坏。头脑发胀的韩文明，不仅对县委班子内持不同意见的同志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就连外界人士谁要提点不同意见或善意的批评，也认为是给他脸上抹黑，是对永城“大好形势”的诬蔑，搞假材料进行陷害。例如，霍大儒同志，当时是总后勤部农垦局党委书记，听到家乡“五风”摧残严重，给当时的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写信反映了对永城的“五风”错误的看法。韩文明得知以后，立即搞霍大儒的假材料，上报国务院，诬说霍在东北接收永城27名“五类分子”，“诬蔑三面红旗”，攻击家乡的大好形势。结果使霍大儒同志受了处分，蒙受不白之冤。这样就使得韩文明在错误的道路上有恃无恐，越陷越深，永城人民遭受的灾难也越来越重。1959年下半年至1960年上半年，是永城人民遭受“五风”摧残最严重的时期，有人说当时农村凄惨的景象是：光腔村、光腚户（贫瘠衣不遮体），活着的人像鬼，死了的尸体无人掩埋，甚至有些地方出现了人吃人的悲惨景象，（双桥公社桑楼村有个绰号叫“大蚂蚱”的，唯一的一个儿子饿死了，被他老两口藏起来，割儿子尸体上的肉煮着吃，几天以后，尸体上的肉吃光了，他老两口子也被饿死了。）还有些地方相当一些村庄不少户饿死绝户了。据1958年10月2日的资料证实，全县“五风时期”死亡74142人，浮肿病人63606人，牲畜死亡33957头。另据统计：1957年永城县总人口为751594人；1960年10月份统计下降到687068人，减少64526人。侯岭公社的白庄村155人，1960年上半年死亡52人。马桥公社何庄村65户287人，1960年春天死亡125人，其中死绝户12户，该庄只剩下一个孤儿的有11户。

为什么会出现历史罕见的大悲剧

“五风”摧残不仅永城有，就全国而言也程度不同地存在，据有关资料披露：“五风”时期全国非正常死亡人数在4000万之多，这是多么令人毛骨悚然的惊人数字！然而在永城为什么会出现如此严重的历史大悲剧？

第一，当时全国性的大气候的影响无法超脱。全国上下各级领导头脑发热，特别是国家上层一些首脑人物头脑发涨，是导致这场灾难的重要原因。

1957年秋后，毛泽东头脑中急于迅速改变中国“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主观意识越来越强烈，而上层一些持不同意见者（周恩来、邓小平、陈云等）却受到毛泽东的指责和严厉批评。1958年1月11日至22日，毛泽东在广西南宁主持召开了部分中央领导人和华东、中南等地区九省二市领导人参加的工作会议。会上毛泽东指责周恩来：1956年的反冒进是方针性的错误。面对毛泽东的严厉批评，周恩来不得不作检讨。1958年3月，毛泽东一语惊人：冒进是“马克思主义的”，反冒进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周恩来在苦闷中提出了辞去总理职务的请求。1958年4月，周总理在八大二次会议的发言时，公开检讨了“反冒进的错误”。1958年夏天，随着毛泽东的头脑发热，全国的大跃进一浪高过一浪，“浮夸风”和“共产风”在全国各地迅速地滋长起来了。各级干部的浮夸风，弄虚作假风达到惊人的地步，各地争先恐后大放“卫星”，小孩子坐在“卫星田”的稻穗上的照片居然上了《人民日报》，从此，中国进入了一个不顾客观经济规律，只凭主观臆断，甚至“假、大、空”满天飞的年代。

1959年7月党的八届八中全会在庐山召开，毛泽东主持批判了彭德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接着各地又上挂下连找“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代理人，河南批斗了潘（复生）、杨（钰）、王（庭栋）；永城在1959年11月16日召开的三级干部会议上，清算彭德怀“反党集团”错误，联系永城的实际，揭发批判了11名“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再次把朱嘉美、丁慎礼等领导同志揪出来，以“反党反社会主义机会主义分子”的罪名在全县批斗。

第二，县委第一书记韩文明利令智昏独断专行，听不进不同意见，党内民主生活受到严重践踏。新中国成立后，虽然是新旧政权转换交替，但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帝王专制的阴影还有一定的影响，加上新中国建立不久，各级党的民主生活制度还不健全，基本上是各级党委的一把手说了算。永城县委内更是如此，加上班子内一些怀有私心杂念和思想动机不纯的人的盲目迎合追随，这就更加助长了韩文明的排斥打击异己的嚣张气焰。当时永城县委内明显存在尖锐的两种思想的斗争：以韩文明和一些追随者是“三面红旗”的吹鼓手，他们不问人民的死活，一味迎合上级，搞“假、大、空”，把永城人民推向死难的深渊；另一方就是朱嘉美、丁慎礼、陈家恩等，坚持实事求是，以人民的利益为重，同韩文明的“五风”错误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但因当时的时局，是处于逆潮流而动的不利处境，加之韩文明的高压手段，终于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而惨遭迫害。据统计当时全县因右倾错误被批斗的干部多达3417人。

第三，党的各级领导干部马列主义理论水平不高，不能坚持实事求是的基本原理，不能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不能用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规律和理论正确指导中国经济建设的实践，不能够尊重人民群众的意愿，严重违背了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客观规律。由于理论认识的错误，导致了“五风”严重摧残的历史悲剧。

“五风”摧残的严酷事实教育了党的各级领导干部，1960年11月毛泽东在郑州召开部分中央领导人、各大区负责人和部分省、市委书记参加的会议，冷静地思考了“五风”中的问题，提出“压缩空气”纠正“左”的错误。至此全国的大气候得到扭转。

永城作为“五风”的重灾县，当时的县委第一书记韩文明有不可推卸的罪责，1960年底省委书记吴芝圃来永城在一次干部群众大会上针对韩文明的“五风”罪行作了重要讲话。12月份在新的县委领导下，正式宣布将韩文明逮捕，接着在全县范围内清算了韩文明的“五风”罪行。

为彻底清算“五风”错误，县委还为在“五风”时受迫害的各级领导干部平了反。同时，对犯有“五风”错误的干部进行了摸底排队，分期分批进行了集训教育，当时全县第一批集训357人；第二批集训2000人。对严重错误的321人逮捕法办，撤职查办了805人。

永城“五风”摧残留下的反思

永城“三年经济困难时期”，也是永城历史上“五风”摧残最严重的时期，这段历史悲剧的字里行间充满着永城人民的血与泪。这段历史虽然过去42年了，但给人们心灵的创伤也长期磨灭不了，同时也给我们带来了深刻的反思：

任何时候都不能忘记党的集体领导，一定要摆正个人与集体的关系；切忌“一言堂”，一人说了算，个人一手遮天；任何时候都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提高马列主义理论水平，用革命理论指导革命实践，办任何事情，决策任何重大问题都要实事求是，多角度、全方位冷静地思考，不能违背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要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指导革命的实践；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要摆正个人与人民群众的关系，不能违背人民群众的意志和愿望，我们所做的一切都要代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不论职务高低，能力大小，都要给人民办好事、办实事，绝对不能脱离人民群众，绝对不能办坏事，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不论处在什么位置上，都要端正个人的思想路线，不能有任何个人的私心杂念。

在义乌

韩文明死不足惜

大河魂

我母亲她们家亲戚死在莲花塘就2-3个堂哥

一大七小

在义乌 发表于 2014-1-7 18:51
韩文明死不足惜

他是永城历史上的一大污点

一大七小

大河魂 发表于 2014-1-7 18:53
我母亲她们家亲戚死在莲花塘就2-3个堂哥

基本上那个年代饿死的都有亲戚

阳光璀璨

确实是大悲剧。痛定思痛，痛如何哉？

☆☆☆☆☆

毛泽东没有错，如果都能脚踏实地 不瞒报 不瞎报 就不会有这些悲剧，那几年主席是刘少奇，一些路线也是
刘提出的

铁拐李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

招办刘老师

人没有了道德底线，比鬼更可怕！上帝欲使其灭亡，必先使其疯狂！前车之鉴啊！如今，人心也有太多的不纯！贪官污吏，奸商小三，贱人太多！信仰缺失，诚信奇缺！

老永

实事求是的说！
我们村就有一个女妇联主任吃人肉的说法，她还把我一个堂姑逼的上吊自杀了。不过她本人也没什么好下场，一辈子无儿无女，丈夫死得又早，一个人孤独到老。
还有村里的干部弟兄两个，抓住一个饿极了偷队里的红薯母亲，吊在大街上扒光衣服用树枝戳下体。事后该妇女无法忍受这种奇耻大辱，也自杀了。后来，两兄弟都被判了刑！
伟人对中国人的贡献喜忧参半吧！建立了新中国解放了中国4亿人，但文化大革命、大跃进、害死了无数中国人，对朝战争把几千万朝鲜人民推向了无尽深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