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城两皇后”系列之四“土木堡之变”定策力挽狂澜

冬日暖阳

在明朝遭遇“土木堡之变”的重大关头，孙太后以过人的勇气，放下对儿子的牵挂，主持另立新君，让明王朝渡过难关。但如今她的事迹已没多少人知道，即便在故里，她也曾长期被人忘却，只有孙厂散落的这些石雕构件，沉淀着以往的讯息。图为村民家中收藏的碑楼顶部构件。 文/图 姚 伟 引子 　　皇帝被俘了！ 　　1449年八月，一个坏消息闪电般传播，让整个明王朝陷入空前的混乱。 　　这年七月，蒙古瓦剌部也先大举寇边，明英宗率50万大军（实为20万）征讨。明军在土木堡遭瓦剌包围，死伤惨重，英宗被俘，史称“土木堡之变”。 　　皇帝被俘，至高无上的皇帝落入敌手，这种事中国历史上罕见。 　　北京城陷入大混乱。大街上到处是前线跑回来的败兵；一些大官、富豪收拾金银细软，准备逃之夭夭；北京守军只剩下不到十万的老弱病残，满朝文武手足无措，相聚痛哭，南迁之议甚嚣尘上，很多人想起了宋朝的靖康之耻…… 　　长城之外，也先大喜过望，以为“奇货可居”，挟持着英宗攻城略地，直抵北京城下，其部队气焰大盛，以为北京城指日可下，也先甚至萌生恢复大元之志。 　　但随后发生的一切，极具戏剧性。处于崩溃边缘的明朝，在悬崖边上稳稳站住了，也先在北京城外被打得屁滚尿流，不得不跟明朝讲和，一年后，明朝只派了一个大臣前往塞外，就把明英宗迎了回来；四年后，也先被部下杀死，纵横蒙古草原的瓦剌部崩溃…… 　　明王朝挽狂澜于既倒，安然度过建国后的第一次大危机。 　　毫无疑问，于谦是大功臣。在这次危机中，于谦光芒四射，他的赤胆忠心，他的慷慨果敢，他杰出的政治、军事才干，在重要的历史关头，为明朝扭转了局面。 　　毫无疑问，“土木堡之变”只是一场战役的失利，明朝当时正处“全盛之天下”，军事实力、经济实力远在瓦剌之上，扭转战局，是实力使然。 　　但还有一个人不应被历史遗忘，那就是当时的皇太后孙氏。皇帝被俘，国中无主，举国惶然，身为皇太后，对政治并无野心的孙氏，瞬间成为做出最高决策的唯一人选。没有她拍板，明朝的统治核心就没办法重建，即便勉强重建，也没有合法性，难以在最短的时间内消弭分歧，凝聚举国人心。 　　大变故骤然而至，需要清醒的判断力和恢弘的气魄。曾为永乐大帝、仁宗、宣宗三代皇帝认可的孙氏，在历史的关键时刻显示出了她的气度和能力。在她的主持下，明朝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稳定了局面，制止了动摇和混乱，凝聚了举国人心。回望那段历史，我们不能不说，孙太后在那次重大变故中，充当了明王朝的中流砥柱。 皇帝亲征被俘 　　正统十四年（1449年），孙氏入宫已30多年，成为皇太后也已14年。这段岁月，明朝稳定而强大，一直没有太大外来威胁。 　　退回塞外的蒙元势力，分成了鞑靼、瓦剌、兀良哈三大部，明朝对其采取进攻策略，并以羁縻怀柔政策，迫使各部臣服。 　　英宗即位后，蒙古瓦剌部日渐强大，控制了鞑靼和兀良哈，势力向西扩大到哈密、沙洲，向东扩大到东北。强大后的瓦剌不安分起来，按照制度，瓦剌贡使每年不得超过50人，但他们贪图朝廷赏赐的官职和财物，将贡使人数增加到每年2000人，虚报成3000人，骗吃、骗喝、骗钱，并且时常在沿途杀掠，裹挟其他各部向朝廷索要贵重财物。瓦剌人的做法，让明朝贡使负担与日俱增，逐渐不堪重负。明英宗多次下令限制贡使人数，但瓦剌并不理会，明朝只好降低他们进贡马匹的价值，以此减少赏赐数量。 　　1449年七月，瓦剌首领也先以此为借口，联络各部，向明朝大举进攻。边报传来，在亲信太监王振劝说下，英宗不顾大臣反对，要御驾亲征。 　　皇帝亲征蒙古，在明朝原不算多大的事，永乐大帝、宣宗曾多次率兵亲征，每每建功凯旋。但永乐大帝英武强悍、精通军事，宣宗则十几岁就跟着永乐大帝北征，打仗也不含糊，而这位年仅23岁的英宗从来没打过仗，据说连京师都没出过，他信任的太监王振也对军事一窍不通，由这两个人掌握最高指挥权，明军的行军作战出现重大问题。 　　英宗率军出了长城后，前锋部队全军覆没，战事极为不利，在群臣劝说下，英宗被迫决定回军。 　　回军时，又因敌情不明，选择了错误的路线，被瓦剌军包围在土木堡（今河北省怀来县土木镇）。此地高亢无水，附近水源被瓦剌军控制。即便如此，也先也忌惮明军人马众多，不敢轻举妄动，要求和谈。和谈之时，瓦剌军后撤，王振下令向水源处移动。渴急了的士兵乱哄哄地去喝水，瓦剌军乘机四面冲杀，明军指挥失灵，瞬间崩溃，士兵纷纷丢弃盔甲争相奔逃，被杀死和相互践踏而死的漫山遍野。英宗与亲卫部队突围不成，下马盘膝而坐，被瓦剌人俘虏。此役明军死伤十万以上，随军大臣死难数百人。 另立新帝 强硬对敌 　　消息传到北京，人心惶惶，举国茫然。明史专家毛佩琦、刘利平的《明朝顶级文臣》一书，在描述了北京城的慌乱后，先提到了皇太后孙氏：“八月十八日（即土木堡之变后第四天）皇太后孙氏召百官集于阙下，明确了钺王（英宗异母弟）的监国身份。” 　　毛佩琦等人的叙述，确实找到了理清头绪的方向。这时候太皇太后张氏已去世多年，皇帝被俘，只有皇太后孙氏有足够的权威，确定国家新的合法的领导者。 　　大变故骤然来临，儿子被俘，生死未卜，而国家又陷入极度混乱，在此关头，孙太后迅速冷静下来，寻找将明朝带出困境的办法。 　　大臣分为两派，翰林院侍讲徐王呈主张迁都南京，兵部侍郎于谦坚决反对。于谦认为，“京师乃天下根本所在，若一动则大势尽去，宋南渡之事可鉴也”！“倡议南迁者当斩首”！ 　　群臣争论不已，孙太后和钺王最终采纳了于谦的建议，并任命他为兵部尚书，令他主持大局，后来的事实表明，重用于谦，是极其正确的决策。 　　于谦将南北两京及河南的“备操军”，山东与南直隶沿海的“备倭军”，河北和江北各地的“运粮军”，都调往京师，加以整编训练，并调来大批粮草备战。经过一系列部署，慌乱的北京渐渐安定下来。 　　此时，也先将英宗视为奇货，企图利用他明朝皇帝的身份，胁迫明朝军队不敢对敌。为免受瓦剌胁迫，孙太后先立英宗长子为太子，以示皇统并无改变，随后让钺王即皇帝位（是为景泰帝），遥尊英宗为太上皇。 　　新皇帝登基，英宗对于瓦剌的价值就大大降低，而明朝对敌的态度也强硬坚决起来。于谦传令各边镇，无论英宗到何处，守将都不可以轻出。为了江山社稷，可以把皇帝阻挡在外。自此，瓦剌以英宗要挟明朝的企图，完全失败。 　　儿子身陷敌手，还不得不免去他的皇位，这对于一位母亲来说，是件很难做出的决定。在国家大义面前，孙太后表现出来的果决，令人敬佩。作为母亲，她只能派使者为英宗送去御寒的衣物，为他带去一点点温暖。 　　明朝的一系列部署非常及时。“土木堡之变”一个多月，也先就挟持英宗，以三路大军越过长城，向北京进发。 　　瓦剌人来势汹汹，有人建议明军全部撤回北京城内，坚壁清野以避其锋芒。但于谦坚决拒绝：“奈何示弱，使敌益轻我！”他命诸将率军列阵于北京九门之外，自己亲自率军布阵于德胜门外，迎击瓦剌军主力。 　　连续五天激战，瓦剌军死伤惨重，士气大为低落。也先乘胜而来，又挟持着英宗，本来十分骄横，以为几天就能攻克北京，不料明朝早已部署妥当，竟让他占不到丝毫便宜，不由大为丧气。又听说各地勤王部队将要赶来，担心归路被切断，只好连夜拔营逃走。 　　于谦率明军奋勇追赶，毙伤敌军上万，夺回大量被掳掠人口、牲畜。 以战逼和 迎回英宗 　　此后，也先又两次率军攻击，但都被明军击退，不得不向明朝求和。明朝人在分析“土木堡之变”后的局面时认为，瓦剌在经济等方面对明朝有依赖性，不能取胜，势必求和，自然会送还明英宗；相反，如果明朝求和，那只能听任敌方要挟，英宗永无还日。另立新帝，凝聚人心，强硬对敌，是最明智的选择，比南宋一味求和，高明多了。 　　也先屡屡战败后，多次派使者前来求和，主动表示要送回明英宗。大臣们纷纷上书，主张接受也先求和，迎回明英宗。但景泰帝却犹豫起来，一味拖延此事。 　　于谦看出新皇帝的心思，从容进言：“天位已定，宁复有他？固理当速奉迎。”景泰帝这才考虑迎接英宗的事，但谈判过程中，他不肯派专使带国书前去，只是让已在出使瓦剌途中的右都御使杨善传达口信，顺便办理此事。也先对此表示不满：“敕书何以无奉迎语？”幸亏杨善机敏善变：“此欲成太师令名（即也先），使自为之。若载之敕书，是太师迫于朝命，非太师诚心也。”一席话说得也先开心，很快让杨善将英宗迎回。 　　景泰帝下令用简单的礼仪迎接英宗，随后就将他安排在南宫，形同软禁，没有大臣敢前去拜见，只有孙太后时时去探望人生极度失意的儿子。 　　两年后，景泰帝废了英宗长子的太子，让自己的儿子做了太子。但第二年新太子就夭折了，景泰帝只有这一个儿子，太子之位又成了大问题。大臣纷纷上书，请求恢复英宗长子的太子地位。失子之痛，让景泰帝变得极为烦躁，他对这些官员痛加责罚，并追查主使。数年后，景泰帝病重，明王朝的另一次重大变故，悄悄发酵。

逸风装饰

于谦，死的冤枉

一怒拔剑

这个系列写的很好，是原创吗？可以编辑成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