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永城作家协会主席李厚健

阳光璀璨

心若在梦就在

———河南省作家协会会员、永城市作协主席李厚健访谈

李厚健档案 ： 　　李厚健，男，河南省永城市顺和乡人。李厚健出生于上世纪50年代，4岁丧父，自幼家贫，5岁入学读书，1970年高中毕业后返乡务农。自1972年起，李厚健在家乡任中学民办教师多年，1978年10月任顺和公社（现顺和乡）文化站站长。1980年5月他被选调到永城县（现永城市）文化局创作组任创作员，1984年底，被河南省劳动人事厅批准录用为国家干部，1989年5月调永城县人民检察院工作。自1998年5月起，李厚健供职于河南省人民检察院《公民与法》编辑部，现为河南省检察官协会会员、河南省作家协会会员、商丘市作家协会理事、永城市作协主席。 　　自上世纪80年代起，李厚健开始进行文学创作，先后发表戏曲、曲艺、小说、纪实文学等各类体裁的作品200多万字，已出版《通天大案》、《剿灭中原黑帮》、《人大代表》等长篇纪实文学3部。 　　其创作的现代戏《沱河儿女》、古装戏《女知府》、柳琴戏《红花曲》和《双换牌》等分别在省、地汇演中获奖或演出；中篇小说《玉堂春的团圆恨》获《故事家》1992年“大禹杯”故事大奖赛三等奖；电视专题片《天宝地灵话永城》获1992年河南省外宣优秀作品奖；《时来运转二十年》一文1999年被河南人民广播电台评为“改革开放20年征文”一等奖；长篇纪实文学《剿灭中原黑帮》2003年被最高人民检察院评为“第三届金鼎文学奖”二等奖。其业绩先后被收入《中国当代青年作家名典》、《中华当代名人大词典》、《中国当代艺术家名人录》、《东方国际名人大辞典》等辞书。 李厚健（右）与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诉讼法学研究室主任樊崇义在一起。     记者（以下简称记）：李老师，这些年来您写了很多文学作品，请问您什么时候开始想搞文学创作的？ 　　李厚健（以下简称李）：我的文学梦源于幼年。说起来这事还有一点迷信色彩。我4岁时，父亲去世了。第二年春天，村里来了一个算命的盲人，大概是想让自己苦命的日子有个盼头，母亲就去为我算了一卦。那算命先生一惊一乍地说：“哎呀，这孩子应了天上的文曲星，将来是要吃官饭的呀！”只为这句话，我母亲回到家里哭了半宿，边哭边说：“儿呀，别说你能吃官饭，就是能为我挑一担水，娘也要请台大戏唱唱。”我说：“娘，你别难过，我长大了，一定好好上学，做个大学问家。”没想到算命先生一句不经意的话，成了我一生追求的梦。 　　记：您什么时候开始往报刊投稿的？ 　　李：我上初中时，就往报刊投稿，虽然没有发表过，但那时哪怕是接到一封编辑们的退稿信，心里也感到一种别样的温暖。 　　记：您什么时候开始在报刊上发表作品的？ 　　李：正当我雄心勃勃地要成就一番学业的时候，“文革”开始了，一下子取消高考11年。在这11年艰难的生活困境中，我始终不放弃自己的理想和追求，坚持不懈地利用业余时间搞创作，先后在本地县级刊物上发表了一些东西，成为永城县（现永城市）骨干业余作者。 　　记：您的作品第一次获奖是在什么时候？ 　　李：1978年，我们公社（现在称乡、镇）成立文化站时，我被选调去当了站长。当站长的当年，我就和两位业余作者朋友一起搞了一个大型现代戏，由县剧团排演后参加了地区文艺汇演，并获了奖，我也因此被选调到县文化局创作组任创作员。 　　记：在任创作员期间，您发表了不少作品吧？ 　　李：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我先后发表曲艺唱词、小说、散文、戏曲、纪实文学等各种体裁的作品多篇，近百万字。上世纪80年代末，我加入了省作家协会。 　　记：您什么时候被调到检察机关的？ 　　李：1989年。 　　记：调到检察机关后，是不是写了许多关于公安题材的作品？ 　　李：初次接触这个充满神秘色彩的领地，面对大量新鲜而生动的素材，我不停地采访，不停地写作，一年间，就在报刊杂志上发表了几十篇案件纪实，年底领到一大摞奖状、证书。 　　记：您什么时候调到省检察院工作的？ 　　李：1998年5月初。我当时任永城县人民检察院办公室主任，终日被事务缠身，工作上满足于上传下达，也自然就没有了创作激情。 　　我感觉到了自己的消沉。我在心里常常这样想：“文学让我由一名普通的农村男孩成长为一名检察干部，我怎么能忘掉文学呢？”正在这时，省人民检察院宣传处领导透过话来，有意要我到省院做杂志编辑工作，我欣然同意了。 　　记：当了杂志编辑后，有了很多的时间写作，在这期间，您写了不少东西吧？ 　　李：到省院工作后，不仅使我开阔了视野，站得更高，看得更远，而且使我摆脱了身边大量繁杂的事务性工作，有了大量时间专门写作。我非常珍惜这次机会，平常除了做好编辑工作外，我还利用业余时间采写了大量稿件。几年时间内，在中央和省级报刊上发表稿件100多万字。 　　记：您写了这么多的作品，代表作有哪些？ 　　李：2001年7月，当时的省作协将我的23篇纪实作品结集，交给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书名为《通天大案》，全书19万多字，当时的省政法委副书记王田海、省检察院检察长王尚宇分别为该书作序、题词；2002年11月，中国检察出版社出版了我的长篇纪实文学《剿灭中原黑帮》；2003年4月，中国检察出版社出版了我的长篇纪实文学《人大代表》；2004年9月，中国检察出版社又出版了我的长篇纪实文学《终结狰狞》。 　　记：您写了这么多公安题材的作品，是不是被一种精神所感动着？ 　　李：是的。在 　　我和警察们相处的日子里，我感到了那些普通警察的可敬可爱，他们是一些普通的人，他们有家庭，有孩子，有亲人，但他们为了人民的安危，不畏艰险，英勇奋战，有的连续参与侦破、抓捕工作三四个月，没有休过一天假，没有回过一次家；有的为了破案，多次冒着生命危险，舍生忘死打入犯罪团伙内部；有的为了蹲点守候，在雪地里几天几夜不合眼，饿了吃一点方便面，渴了喝口矿泉水，也毫无怨言；有的在法庭上一个人要面对十几个甚至几十个辩护人、被告人，但他们毫不畏惧，唇枪舌剑，义斥黑恶。正是由于有了他们舍生忘死的英勇奋斗，才使得“打黑除霸”斗争取得了胜利。在和他们同喜共忧的日子里，我被他们的精神所感动，同时也记下了他们的光辉战斗历程，记下了我们的党和人民取得的每一次重大胜利。 　　记：别人是怎样评价这几本书的？ 　　李：《剿灭中原黑帮》一书出版后，中国检察出版社在网上发表了俞剑写的评论文章。他说：“《剿灭中原黑帮》一书，以检察官特有的视角，将打黑的辉煌与黑帮的猖狂真实地记录下来，对黑恶势力在一个城市的存在与发展情况给予了充分的关注……既入木三分地刻画出黑恶势力团伙头目的嘴脸，也生动形象地塑造了奋战在打黑一线的办案民警的形象，其思想性和艺术性可圈可点，其曲折性和趣味性更是雅俗共赏，是一部闪耀着‘三个代表’思想、又具有震撼力的纪实文学作品。” 　　在《人大代表》一书出版后，《大河报》即发表了留美学者刘世炜先生为该书写的评论。评论说： 　　“该书为姚秀荣这个特殊公民立传，也是想借此透露一种现象：目前百姓打官司的道路非常不畅，他们往往需要借助媒介，才能使案件得到公正处理；而作为一个人大代表，实现权力的途径本应有很多种，却不得不经常缠在官司当中。这样一本书有看点，就因为它表现了百姓的无奈，同时也表现了一位人大代表的无奈。在结构上，它不像多数传记那样，记录一个人的一生、衣食住行、生活琐事，而是把笔触放在姚秀荣监督的一个个案件上，这样整本书就有了很强的故事性。它更像一个疑案例集，而不是一本传记。” 　　记：您搞了这么多年的文学创作，您觉得您的创作主要有哪些特点？ 　　李：我觉得主要有三点：一是纪实文学作品占主导地位。这与我的性格和所从事的职业是分不开的。我性情温和，最能忠实地记录事情的本来面貌，而且善于把现实生活中发生的案件、事件说得津津有味。另外，我多年从事检察工作，身边有大量的素材，甚至亲身经历过不少案件的办理。二是结构严谨，逻辑性强。我上学时就爱好写作，文学功底较为扎实。几年的教学生涯，使我养成了咬文嚼字的习惯，写文章字斟句酌，反复推理，惟恐出现病句错字。三是生活气息浓厚。我自小在农村长大，受过艰难困苦的磨炼，直到现在，我与农村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对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广大人民群众有深深的了解和同情，所以，在我的作品里都有着浓厚的生活气息，而且都深深地印记着我小时候在豫东这个生活环境的烙印，让我的作品亲切自然、毫无矫揉造作之感。 　　记：您近日有无大作问世？ 　　李：我刚刚写完长篇小说《调查市委书记》，这本书近日有望与读者见面。 　　记：您搞创作这么多年，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李：虽然出了几本书，获了几个奖，这不能说明自己就是一个真正的作家，不能说明实现了自己幼年时的文学梦。说句实话，作品写得越多、发表得越多，我越感到自己的功夫浅薄，越感到自己的作品没有分量，越感到自己有愧于作家这个头衔。在浩瀚的文海里，自己能算得上是一滴水吗？我不敢说，不过，有一点我敢保证，那就是只要我心中的梦想不灭，我就会不懈地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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