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俗语“张三 李四 王二麻子”（三）

飞龙在天

　　□ 洪 浩
　　四、过去的年代，人们好像总爱拿麻子开涮，令人感到莫名其妙
　　天花同人类的其他烈性传染病相比更残酷，患其他烈性传染病的人死则死了，活下来的一般不会落下残疾，可是患上天花的病人就不同了，只有两种结果，一是死，一是变成麻子。而人一旦变成麻子就意味着被毁容，病前原本白白净净的脸就会布满密密麻麻的黑色凹坑瘢痕，一下子变得丑陋起来，形成终身生理缺陷，留下终生心理创伤。
　　实质上，麻子是天花病人彻底痊愈的标志，意味着此人获得了天花病的终身免疫力，再不会因得天花病而有生命危险了，等于消除了得一种疾病的风险。同时，麻子除了脸上有凹坑斑点外，四肢和腑脏都和正常人一样健康，脸上麻点丝毫不影响劳动和生活。尽管如此，一般说来，麻子的心理创伤可能是有生理缺陷人群中最惨痛的。
　　这很好理解，因为麻子的生理缺陷在脸上，面部的丑陋带给人的心理伤害可能是最深的。
　　中国现代著名诗人戴望舒在他8岁的时候不幸染上了天花病，后虽痊愈，但是落下了终身生理缺陷——满脸麻点，这形成了他终身不能改变的忧郁性格，而这种性格又决定了其象征主义诗歌纯美、忧伤的风格和他一生情感生活的失败。戴望舒身材魁伟，一米八几的个头，容貌俊秀，然而一张麻脸使他自卑，尤其在女性面前缺乏自信。天生的诗人才气使他追求至真至善至美，如火的激情使他对所追求的东西是那样的执着，甚至固执，然而由于生理缺陷带来的自卑和忧郁犹如厚厚的坚冰紧紧地把他的激情之火包裹，于是形成他特定的悲情性格。戴望舒1905年出生，1923年秋，考入上海大学中文系，1925年转入震旦大学学法文，其1927年写作《雨巷》，1928年发表《雨巷》，一朝成名，被誉为“雨巷诗人”。就是这样一位年轻的才情诗人因为麻脸也常常被人戏谑。纪弦是比戴望舒晚一辈的诗人，他在纪念戴望舒逝世40周年的文章中写道：“记得有一次，在新雅粤菜馆，我们吃了满桌子的东西。结账时，望舒说：‘今天我没带钱，谁个子最高谁付账，好不好？’这当然是指我。朋友们都盯着我瞧。我便说：‘不对，谁脸上有装饰趣味的谁请客。’大家没学过画，都听不懂。就问什么叫做‘装饰趣味’。杜衡抢着说：‘不就是麻子吗？’于是引起哄堂大笑，连邻座不相识的客人也忍不住笑了起来。”
　　1928年，戴望舒为躲避杭州国民党对进步青年的迫害，暂住到了松江县同学施蛰存家里，在这里他深深爱上了施蛰存的妹妹施绛年。时年18岁的施绛年活泼可爱，与戴望舒忧郁的性格形成强烈对比。然而，自惭形秽的戴望舒尽管天天与施绛年相见，到底不敢轻易开口，他害怕遭到拒绝，只是一首诗接着一首诗地写，借诗表白。本身就谈不上喜欢戴望舒的施绛年碍于情面总是以笑而不答或装糊涂的方式婉拒，这使得戴望舒的心情更加槽糕。最后，戴望舒竟以跳楼相挟，要求施绛年答应。没有办法的情况下施绛年只好勉强答应。戴望舒兴奋之极，赶紧要父母从杭州赶到上海，向施的父母提亲。施绛年父母起初是不同意这桩婚姻的，迫于这种情况，并在施蛰存的努力下，也勉强同意了。
　　1931年春夏之际，戴望舒与施绛年举行订婚仪式，声势很大。仪式后施绛年提出了条件，戴望舒须出国留学完成学业，回来有稳定的收入后，方可完婚。因为太爱施绛年，戴望舒在经济非常困难的情况下于1932年10月8日赴法留学。在法国的三年中，戴望舒过着极其贫困的生活。由于自费留学的资金不够，只得靠拼命译稿挣钱。戴望舒在贫困、思念和时时担心恋人移情别恋的痛苦中挣扎，无心学习，荒废学业，到底没有拿到文凭。1935年，戴望舒回到上海，一个令他不相信的传闻终于得到证实，施绛年确实恋上了她原本喜欢的人。戴望舒愤怒之下当众打了施绛年一记耳光，长达8年的恋情宣告彻底结束。
　　为了抚慰戴望舒，穆时英将自己的妹妹穆丽娟介绍给戴望舒。小他12岁的清纯秀丽的穆丽娟一下子就迷住了戴望舒，两人便于第二年结了婚。以后几年的生活中，因为戴望舒不能忘怀自己的初恋施绛年，时时写诗怀想，再加上戴望舒对于家事处置不当和根本不善经营小家庭生活，致使夫妻感情破裂。1940年冬，穆丽娟决定离婚，戴望舒不愿离，便给穆丽娟写“绝命书”。尽管绝命书写得很伤感，还是未能动摇穆丽娟的决心，戴望舒只好在离婚协议书上签了字。
　　1942年，戴望舒在香港大同图书印务局与抄写员杨静相识，并很快进入热恋。尽管杨静的父母竭力反对，但杨静是个充满个性的女孩，她冲破种种阻力，毅然与大她21岁的戴望舒结了婚。杨静从小长在香港，娇小美丽，活泼好动，结婚时才16岁。由于彼此性格和年龄的差异，加之婚前缺乏深入了解，两人婚后不久便出现了感情上的裂痕，常常因生活上的琐事吵架。1948年末，杨静爱上了一位姓蔡的青年，并向戴望舒提出离婚。戴望舒做了种种努力都未能奏效，最终离异。
　　戴望舒于1949年由香港回到北京，被安排在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国际新闻局工作，1950年2月病逝，时年45岁。
　　纵观戴望舒的一生，其多舛的命运到底与他的生理缺陷有一种基础性的关联。满脸麻点，从小受人奚落，这是一种深入骨髓的心理创伤。这创伤带给人的往往是性格上的自卑、封闭、不善交流、偏执任性以及忧郁伤感。戴望舒的这种心理苦痛和性格特质在他的诗篇里就有表白，如《我的素描》：“辽远的国土的怀念者，我，我是寂寞的生物。假若把我自己描画出来，那是一幅单纯的静物写生。我是青春和衰老的集合体，我有健康的身体和病的心。在朋友间我有爽直的名，在恋爱上我是一个低能儿。因为当一个少女开始爱我的时候，我先就要栗然地惶恐。我怕着温存的眼睛，像怕初春青空的朝阳。我是高大的，我有光辉的眼；我用爽朗的声音恣意谈笑。但在悒郁的时候，我是沉默的，悒郁着，用我二十四岁的整个的心。”这首诗就是他心理痛苦和悒郁性格的证明，而这种痛苦和性格就根源于他的一张不幸的麻脸。可以说，戴望舒的一张麻脸决定了他一生的悲凉命运。
　　害过天花病侥幸活下来、得了一张麻脸的人本身就够痛苦的了，然而不知为什么，社会好像总爱拿麻子开玩笑、逗乐子，在中国的基层社会尤其如此，似乎成为了一种文化现象。这种以奚落、嘲笑别人的缺陷来取乐的做法，无异于在别人流血的心上撒上一把盐，然而这种拿别人的缺陷开涮的人一般没有恶意，只是用来取乐消遣，真不好理解这种现象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过去的年代，我们这一地区的人们似乎特别爱拿秃子、麻子开玩笑，见到头长秃疮、光光无毛的人，总叫人家什么“毛稀”、“毛贵”、“电灯泡”等等，见到脸上有麻子的人总叫人家什么“广林”、“坑人”、“仁丹模子”等等。丑化秃子、麻子几乎成为了一种文化现象，《阿Q正传》中的阿Q因为曾长秃疮、头上没有头发而时时被未庄的群众奚落取笑就是证明，生活中存在大量的以秃子、麻子为内容的歇后语也是证明。过去永城农村娱乐文化贫乏，然而就是走村串镇说书唱戏的人较多，什么大鼓、大铙、坠子、琴书呀，什么豫剧、柳琴、花鼓调呀，生产队只要肯拿出一点粮或钱，就可以请到这些民间艺人到村里说书唱戏。说书唱戏一般都在晚上，于是，人们常常赶着趟去东村听说书到西庄看演戏。可是，头有秃疮、脸有麻点的人从来不去听书看戏，因为无论说书人的嘴里，还是戏词里差不多都有极端丑化秃子、麻子的内容。那些穿行乡间的说书唱戏艺人也是继承了中国文化中人物形象脸谱化的传统，说一个人坏，必然是形象极丑内心极恶；说一个人好，必然是天底下再也找不出第二个。这些说书唱戏的人嘴巴特别厉害，他们总能以独特的视角、极其夸张的手段和非常有表现力，又切合听众口味的乡俗语言把人物形象的美丑刻画到极致，常常使人笑得前仰后合，甚至使人笑得尿湿裤子。因为小时候听得多了，到现在我还能记得说书人嘴里损秃子、麻子的段子。如，“他的这张麻脸呀，是麻子挤麻子，麻子摞麻子，大麻子生小麻子，到底有多少麻子？就是找18个人数一天一夜也数不清，你说有多少吧！这个人的麻子不只是多，还特别大，到底有多大？就知道四零拖拉机跌进麻坑里，憋灭火都开不出来，你说有多大吧！”如此等等，不胜枚举。
　　试想，这样的社会文化氛围里，旧时代脸有麻点的人命运就惨了。就我所见，有的男性麻子根本就娶不上媳妇，有的虽然娶上了媳妇，但被媳妇几乎终生排斥；有的女性麻子一般要降格找婆家，有的能找到婆家也终生受气；也有麻子受不了社会的鄙视而自尽的情况。
　　历史上天花病人苦啊，而这种苦不仅仅是容貌被毁的苦，更有莫名其妙的社会文化氛围带来的终身的心理创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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