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在仁和集会议上激烈批评彭雪枫

气定神闲

谁在仁和集会议上激烈批评彭雪枫

1941年1月，“皖南事变”爆发，江南新四军9000余人在安徽的泾县茂林地区遭国军顾祝同第三战区部队伏击，大部损失。2月，彭雪枫率领的新四军第四师在皖北遭到国军汤恩伯集团七个师的猛烈攻击，由于众寡悬殊和自己指挥上的一些失误，四师遭受重创，不得不于5月丢弃豫皖苏根据地撤往津浦路东，靠近新四军三师和二师休整。

一．损失惨重。

   全盛时期的豫皖苏抗日民主根据地兵强马壮。谭友林作为彭部参加党的七大代表向中央、中央军委汇报彭雪枫部实力--------------------1940年11月时，彭雪枫率领的八路军第四纵队拥有正规军17070人。不含地方武装和各县独立团。其中

四旅 二个团4000多人。武器很好，每连5--6挺轻机枪

五旅 二个团一个特务营3000人左右，武器好，轻机枪40余挺

六旅 三个团4000人左右，轻机枪不多，48挺

特务团 1000多人，武器很好，轻重机枪50多挺，迫击炮8门

师直5000多人

总共有马步枪10153支、驳壳枪777支、手枪203支、信号枪2支、轻机枪204挺、重机枪19挺、迫击炮15门、掷弹筒3个、马745匹。

1941年5月撤退到路东时人不过万、枪不足5千。时任四师参谋长的张震回忆说是9800人，军旅作家廖西岚在【百战将星滕海清】中说8800人。这样看来，彭雪枫部队在1940年11月----1941年5月期间损失超过8000人。因为撤到路东的九千人中，还包括了几只没有计入正规军的地方部队：

1500人的睢杞太独立团；

800人的永城独立团；

300人的永城模范营；

还有萧县独立旅、雨亭大队、亳北大队等也随着进入路东，都算入总数了。

这八千人的损失包括两个阶段：第一阶段。1940年11月----1941年2月。从17070人减少到改编成新四军第四师时的14312人，减少了约2600人-----除了耿吴刘叛军拖走17团全部、18团两个营、边区保安司令部一个连共2000多人外，还有600人下落不明。问题还不止这些，因为成立新四军四师时的14312人中，是算上了后来补充的地方部队：1500人的睢杞太独立团改编成11旅33团，800人的永城独立团编入了12旅35团。这样算来到1941年2月时原来的17070人只剩下了约12000人------除去2000多叛军，还有约3000人在这一阶段损失-------这期间彭雪枫部的战斗有收复国军汤恩伯部丢弃的皖北地区、讨伐耿吴刘战斗。但蹊跷的是这两处并没发生激战，很难想象会有如此大的损失。

第二阶段1941年2----5月，史称三个月反顽战斗。四师遭到国军汤恩伯集团92军、何柱国骑二军、马彪骑八师的猛烈进攻。四师用对付日军扫荡的战术，以团营为单位分散对敌，被各个击破。连以勇猛著称、装备很好的十旅也丧失了战力。一般的说法是损失4000人。有些文章说损失党政军4000人------其实仅仅军队损失就不少于4000。

丢失根据地，丢掉了兵源、财源、粮源地。当时的豫皖苏区人口密集，物产丰富。在1000多万人口中，日占区约400万，国统区约300万，我抗日民主区约300多万。按100人供养一个士兵计算，豫皖苏区可以供养一支3--4万人的军队。当初党中央给彭雪枫的任务是：确实掌握新黄河以东、淮河以北、陇海路以南、西起开封、东到海边。建成巩固的根据地，肃清反动势力，建立民主政权，发展四万人枪。路西反顽战斗的结果却是丧师失地。

二．仁和集会议

  

在新四军5旅、9旅的掩护下，彭雪枫在江苏淮宝县洪泽湖整顿部队，将11旅33团、永城模范营共1000人编入10旅，使这支红军部队达到3200人；12旅35团、雨亭大队这两个永城子弟兵为主的部队编入11旅32团使之达到2000人。撤销12旅，旅长饶子健回任34团团长，由师部直接指挥。

  彭雪枫派政治部主任肖望东去华中局向刘少奇汇报路西失利的情况。刘少奇指示，路西那么大的局面，在中央苏区时是毛主席亲自掌握的，雪枫和路西的同志经验不足，遭受一些损失，在所难免，不要互相责怪，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就行了。

  随后，张震参谋长主持召开了参谋工作会议，从军事角度研讨反顽失利的经验教训，彭雪枫做了总结发言。接着召开的政治工作会议出现了分歧，四师政治部主任肖望东遭到一些与会干部的指责，主持不下去，遂改由彭雪枫主持。不料，一些人又把矛头指向了彭雪枫，实际上是追究路西失败的责任。一些人言辞激烈，对路西工作从根据地建设、主力培养、干部政策、战略方针全盘否定。一些人批评彭雪枫不服从上级发展路东的指示，好大喜功，有的甚至人身攻击。有人还用兄弟部队电台向军部告状，还有些人私下串联与会的三师9旅旅长张爱萍，被张爱萍赶走“有问题到会上说去”。彭雪枫威望严重下滑，会议只好中断。彭雪枫请示新四军军部，军部指派政治部主任邓子恢到四师参会。当时，邓子恢正带着工作团在淮南二师检查工作，接到通知就赶往洪泽湖畔。

7月19日，四师在江苏淮宝县仁和集左家楼召开军政委员会扩大会议，总结路西失利的经验教训。彭雪枫全面总结了三年来的经验教训，认真听取了大家的意见，对自己在路西工作的缺点错误做了深刻的自我批评，主动承担了领导责任，表现了GCD员不诿过他人的高风亮节。邓子恢做了大量工作，代表华中局、新四军军部做了总结讲话，既肯定四师保存了主力和骨干，也指出了兵力分散、对敌顽我三方判断失误、形式主义等存在的缺点，批评了一些同志搞无原则斗争和非组织活动，要求大家做好准备，早日打回路西。讲话下发到连级，产生了很好效果，使士气低落的部队统一了思想，加强了团结。仁和集会议是四师历史上一次转折性会议，对四师发展、对包括彭雪枫在内的四师干部产生了深远影响。

不久，新四军军部任命邓子恢为四师政委、军政委员会书记，四师十旅调归三师，使红军部队集中到三师。三师九旅调归四师，使四师有了一个齐装满员的旅。这样虽然理顺了指挥关系，但四师所属各旅都是抗战后地方游击队上升的新部队，战斗力一般。

彭雪枫是我军著名将领，在四师和豫皖苏有着崇高威望，不少人对仁和集会议批评彭雪枫的行为忿忿不平、难以容忍，批评者也感到被误解而有情绪。故到底是哪些人在仁和集会议上激烈指责彭雪枫，许多年后各种文章依然遮遮掩掩，不作明确。改革开放后，一些当年的老战士陆续发表战争回忆录，透露了一些内容。谨作一下分析：

1. 自己公开说明的有二位：四师敌工部部长刘贯一、10旅旅长刘震

刘贯一，北京人，1908年生。我党老资格的统战工作者，与彭雪枫一样，有早年在西北军工作的经历，与国军高级将领孙桐萱等多有私交。后任新四军敌工部部长。建国后曾任山西省副省长。在竹沟时期即与彭雪枫相熟。在八十年代初河南人民出版社的【忆彭雪枫】文集中说，仁和集会议前，彭雪枫曾单独找他征求意见，他即毫无保留的把自己的看法说出来。彭雪枫表示他的意见很深刻全面。会议上他的发言引起了一些人对他的误解。1942年华中局书记兼新四军政委刘少奇专门找他和岳夏谈话九个小时。

刘震，10旅旅长，开国上将，1915年生于湖北孝感。来自以勇猛著称的红25军。曾任乌鲁木齐军区司令员。他在【刘震回忆录】中说，三个月反顽战斗，10旅领导层不止一次建议彭雪枫集中10旅、11旅歼击顽军一路，彭不仅不听反而命令以团营为单位分散对敌，结果10旅损失很大。刘震心疼流泪，连着三天睡不着觉。在仁和集会议上，刘震坦诚的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后来刘少奇也专门找他了解情况。

2，从【张震回忆录】分析----10旅一批旅团军官

2003年11月军委副主席张震上将出版了长篇回忆录，透露了仁和集会议期间，还有一些人跑到兄弟单位给新四军军部发报，告彭雪枫的状。靠近四师且与四师关系密切的兄弟部队是三师的8旅--------他们一起在黄克诚率领下从华北南下华中，8旅的一个团就是10旅前身344旅拨过去的，8旅不少干部包括旅长田守尧都来自10旅的前身344旅。

10旅的前身八路军115师344旅，来自鄂豫皖红25军和陕北红军26、27军合编的红15军团，作风强悍，勇猛善战，是八路军主力部队。与出身中央红军的彭雪枫素无渊源。1940年344旅南下华中，后编入彭雪枫纵队，到1941年5月10旅撤往津浦路东，受彭雪枫指挥仅有一年时间。不像11、12旅是彭雪枫一手创建，对彭雪枫有很深的敬仰。加上彭雪枫指挥失误导致10旅损失惨重，上下对彭雪枫意见很大，所以跑到兄弟8旅发电报、状告彭雪枫的很可能是10旅干部。以后十旅调离四师，脱离彭雪枫指挥跟这次电报告状应该有关系。参加仁和集会议的是团以上干部，10旅辖两个团，干部名单如下;

旅部---刘震 康志强 沈启贤 高农斧

28团---冯志湘 朱世金 晏盛明 温润生 徐光友

29团---王德荣 王德贵 周世忠 张竭成 尤奋涛

这个名单中时任10旅政委的康志强来自中央红军，在10旅调离四师时留下来担任了四师9旅政委，估计他的态度是温和的。开国少将、时任10旅参谋长的陕西人沈启贤有回忆文章称，他也曾建议师领导改变分散兵力的打法，彭拒绝了。估计沈启贤在会上批评了彭雪枫的指挥失误。但这些干部中具体哪些人参加了会议并发言批评还有待查证。

10旅问题涉及到主力的培养。10旅来自八路军系统，是百战劲旅，在四师中战斗力最强，但只有两个团，不满编，影响了发挥。后来张震上将总结教训时曾感慨：当初如果把二总队编入十旅，使两个团的十旅编满三个团；同时把支队的三个团集中编成十一旅，培养两个拳头部队就好了。

2. 从【徐春阳回忆录】和【刘贯一回忆录】分析：四师几个政工干部

九十年代任济南军区纪检书记的徐春阳中将仁和集会议时期在11旅31团任连指导员，对彭雪枫感情很深。他回忆31团参加会议的三人是团长兼政委张太生，团政治部主任张彤，张彤传达的会议精神。徐在回忆录中指责有几个人“在根据地鼎盛时高呼彭司令万岁、今年遭到挫折时则摇身一变大发议论、全盘否定甚至人身攻击，这种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摇摆性，是我们继续发展革命事业的绊脚石，难怪以后把他们送到军部党校学习，较长时间没有分配工作”-----------那么，四师参加华中局党校学习的有哪些人呢？

  --------八十年代河南省组织出版的【忆彭雪枫】文集中，刘贯一的一篇文章透露，仁和集会议后他和岳夏、方中铎、刘宠光、夏琪等十来个人去了华中局党校。后来他和岳夏去了华中局和军部，其他人又回了四师。除去没透露姓名的那五个人以外，这五个人的情况是：

岳夏，湖南人，四师秘书长，在四师排名仅次于肖望东位居第五。中央红军电台机要员出身。1907年出生，开国少将。建国后曾任军委通信部副部长。岳夏在中央苏区即同时任军委作战局局长的彭雪枫认识。抗战开始同妻子一起携带电台跟随彭雪枫直到1941年仁和集会议达五年之久，长期担任彭部秘书长。设立师秘书长一职，为新四军七个师所独有。他离开四师后，此职位即不再设立。

刘贯一回忆，1942年华中局会议，华中局书记兼新四军政委刘少奇就四师路西失利曾召他和岳夏谈话九小时，既肯定了他们在仁和集会议上正确的发言，也批评了一些错误。很显然岳夏也是仁和集批评彭雪枫的人。估计彭雪枫为人严肃，脾气大，好训人，作为秘书长的岳夏过的不愉快。

方忠铎，1961年少将。时任四师政治部保卫部部长，河南沈丘人，1912年出生，是彭雪枫在西北军官子弟学校的同学，私交甚笃。耿吴刘事变时，18团团长吴信荣闹事的借口之一是政委方中铎压制他；1941年反顽战斗中，汤恩伯系统92军142师陈锐霆425团起义后，四师保卫部部长方中铎率领工作团进驻，不料该团顽固分子暴乱，陈锐霆重伤，该团又被拉走投归国民党。

  方中铎仁和集会议后入华中局党校学习，后到新四军三师八旅任团政治部主任，但最后还是回归四师系统。他回忆1944年在华中局党校学习时曾去看望在军部开会的彭雪枫，彭回顾了往事，做了自我剖析，还勉励他放下包袱，轻装前进。

刘宠光，曾任四师政治部民运部长。他1905年出生，安徽阜阳人，1927年入党，北京朝阳大学毕业，长期从事农运党务工作，先后在延安抗大、中央党校学习。1939年到达豫皖苏边区工作。他主要在边区行政系统工作，建国后曾出任华东水利部副部长，上海水产学院副院长，1977年去世、

潘琪，时任四师政治部宣传部部长。1917年出生，上海人，武汉大学毕业。1937年入党。1939年11月随刘少奇到豫皖苏区。曾任淮北行署教育处长。1945年赴东北工作，解放后任交通部副部长。

刘贵一、方忠铎、潘琪、刘宠光四个都是四师政治部下属的二级部的领导，仁和集会议正是政工会议不和谐闹起来的。

另外，彭雪枫致林颖信里透露了一个人，当初反对他后有愧疚-----但名字被隐藏了。

仁和集会议改变了彭雪枫。在吴芝圃等众多四师官兵的回忆中，彭雪枫开始变得成熟起来。经常主动作自我批评。到二师等兄弟部队时也自揭伤疤、坦承失误；常和参谋长张震讨论路西指挥失误问题。这期间他见到了一师师长粟裕，曾向张震讲述对粟裕的敬佩---------------彭雪枫和粟裕同岁，但粟大将心无旁骛研究军事，彭雪枫文武双全偏爱文艺。看来，粟大将的军事素养和建军思想对他触动不小。他的职务也有变动：陈毅军长曾要他任新四军参谋长，他憋着一股劲要亲手恢复豫皖苏根据地，否则宁愿去延安学习。仁和集会议后，军政治部主任邓子恢留下担任了四师政委、军政委员会书记，彭雪枫不再是这支部队的第一人。        

1942年刘少奇主持的华中局会议单项决议正式作出了对四师反顽失利的结论-----文件只传达到县团级，引起四师干部的思想波动。彭雪枫认为有些过火但也接受了。改革开放后，在彭雪枫战斗过的河南、安徽两省曾有提议为彭雪枫平反，刘瑞龙、黄林等一批新四军四师的老同志也呼吁要将对彭雪枫的一些不实之词洗去。

  

参考资料：

         张震回忆录

         刘震回忆录

         徐春阳回忆录---血火年华

         谭友林---豫皖苏边区情况综述

         刘贯一回忆彭雪枫

         方忠铎回忆彭雪枫

         新四军四师编制序列

         永城人民抗日史

         彭雪枫书信集

         纪念彭雪枫牺牲四十周年文集

        邓子恢；在仁和集会议上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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