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盛朝新 根据史书考证，隋唐大运河永城码头分为北岸码头和南岸码头，这两个码头并非呈对称分布，而是东北西南方向错开，目的是减少河道船只阻塞和碰撞，保障运河畅通。 这两个码头各自扼守着运河大桥，是大运河特有的桥梁码头，这一点已经在淮北柳孜码头二期挖掘考古中得到证实，永城码头和柳孜码头应有相似之处。永城北岸码头在大运河永城城内东桥北岸，即现在中山街和牌坊街交点西路南处，南岸码头在大运河永城西桥东侧南部，即大隅口东约二十米劳动街路北。这是根据史料做出的推测。 中山街是大运河北堤，劳动街是大运河南堤。 经实地测量，牌坊街在中山街和劳动街之间的距离约九十余米，解放路在中山街和劳动街之间的距离约七十余米，相差了二十米，这个测量数字能够说明什么问题呢？ 首先说明隋唐大运河在永城城内很可能要比郊外宽阔，因为有码头需要停船，而且泊船之时还要保证河面通行，所以城内运河需要专门拓宽，特别是北岸码头的河面有可能比南岸码头更宽。这是因为在唐宋时期从南方往北方的船只较多较大，当时运河运输繁忙，政府有关机构制定了一套严格的交通规则，南来船只靠右侧行驶。唐宋时期，特别是北宋，主要是南方的物资向北方运输，南方的稻米、茶叶、瓷器、丝绸、盐、布匹等源源不断地运往京都开封，大运河上“舳舻相衍，千里不绝”，“舟行如梭，千帆竞发”。运河上几乎三分之二的船只来自南方，所以当时凡北岸码头皆停船较多，北岸码头的水面宽，面积大。而运河永城东桥也可能比西桥略长一些，但拱桥的高度应该是一致的。后来河废桥毁了，但路面依然保留原来的样子。这可能是大运河永城东西桥原址路面长度相差的原因。 根据北宋古籍《参天台五台山记》记载，当时日本僧人成寻泊舟大运河，从南方去北方求法，途径永城，在“铺城铺亭停船”，将船拴在拱桥附近，上岸住了一夜。成寻从南方来，应该停泊在永城北岸码头。根据当时运河的交通规则，成寻不可能逆行至南岸码头。成寻停泊的具体地点在哪里呢？结合史料经多方考察，这个地点在中山街和牌坊街交点西路南，即大致在今西城区邮电局的位置。这里是宋代大运河永城东拱桥的码头位置，而岸上又恰是永城总铺的处所。总铺就是宋代永城驿站，是官方的重要机构，站前置铺亭，据码头显要位置，面向大运河。这个地方完全符合成寻的记载。这个铺亭是官方在码头迎来送往的礼仪亭台，也是永城码头的指示地标和形象标志。铺亭的北面就是永城的最高政府机构县衙，这个地方在唐宋时期是永城的核心区域，所以成寻专门在书中作了记载。 至于隋炀帝在大业元年，大业六年，大业十二年曾三次乘龙舟沿大运河南下江都，应是从永城南岸码头经过的。唐代李白、杜甫、白居易、杜牧、高适等南游也是从南岸码头经过的。史载苏轼曾十次经过永城，其中有五次经过南岸码头，五次经过北岸码头。欧阳修、范仲淹、王安石、蔡襄等也曾多次行经永城北岸码头和南岸码头。北宋末年，宋高宗看到形势岌岌可危，大势已去，急忙沿大运河南逃，从永城南岸码头匆匆而过。从南宋楼钥的《北行日录》、范成大的《揽辔录》、郑刚的《西征道里记》文中可以看出，其作者皆从永城北岸码头行经。 近年来，永城旧城改造中，发现了不少石磙，这些石磙表面粗糙，没有磨痕，显然不是农民打场所用。那么它是作什么用的呢？据我市文物考古专家李俊山先生考察，这些石磙其实是建桥的构建。根据出土地点距永城总铺较近判断，有可能是此处大运河桥的东西，河废桥毁之后被附近居民拉走盖房砌墙了。据研究，宋代拱桥的桥基有使用石磙竖向排列的地域特点。这个桥基还有一个作用，即被当做拴船的揽船石，所以可以看到这些石磙有的立面有很深的凹槽眼，有镶嵌铁器物的痕迹。 永城北岸码头和南岸码头由于规模较大，使用时间较长，据推测应该由石质构建筑成，而且也会有沉船存在，当然深埋在泥沙中的各类文物也一定不会少，以唐宋期间永城的地位，其规模和价值应该在柳孜码头之上。我们盼望随着旧城改造的深入进行，能够早一天揭开永城码头埋藏千年的惊人秘密，让永城大运河的历史遗存震惊天下，为弘扬我市厚重的历史文化再创奇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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